【案例】上访成为“敲诈神器”当反思（3）

政府被“敲诈”的钱是从哪里来

何为敲诈勒索罪？根据法条的解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这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即便徐思兰在过程中确实存在“敲诈、勒索”的行为，但是显然不能构成涉嫌敲诈勒索罪名的，既然客体是“被害人”，应该是有自然属性的个人，作为基层政府又何以成为“被害人”呢？再退一步讲，一个不幸丧子的农妇，又何以能“欺负”上当地政府了呢？如果真的如此，正如律师所言，政府在管理过程中，或者架构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一个可以力证的细节是，来自徐的“敲诈勒索”，乃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为何要在两年后才追罪呢？

根据媒体的披露，所谓的“敲诈，勒索”，很可能是发生在农妇徐思兰上访中，与当地政府发生的关联事实中。无论徐思兰是不是无理上访，上访应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真的造成了对当地社会秩序的破坏，完全也可以依法论处，又何以成为勒索、敲诈的“利器”呢？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之所以被徐思兰得逞，只是因为徐的上访，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维稳压力，给当地主要领导的官途造成了阻碍，于是，为了息事宁人，只好任由其“敲诈”。而根据当事人的说法，这些钱是“政府的困难救助金”。

如果政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有必要追问的是，每次让徐敲诈去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钱自然是可能来自个人腰包，但更可能来自地方财政，但是，根据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管理办法，每一笔款项的支出，应该是师出有名的，在地方财政的支出名目中，显然是不存在所谓的“敲诈勒索”名目。

那么如果是政府给出的困难救助金，虽然可以合理地来解释“钱的来源”，但仍然要追问的是，这几笔困难救助金的发放，是否合理合规呢？徐的家境困难，当然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从徐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中的一笔救助金，是因为其丢失了电动车，，丢了电动车固然值得帮扶，但是，这么轻易地便拿到了救助金，这样的随意性如何体现出公共财政的严肃性和普惠性呢？如果因为上访压力的存在，就可以在救助上大开口子，这笔钱的开销，显然也是不正常的，同样存在“从哪里来”的问题。

于此而言，无论是当地政府埋单接访还是来源于农妇的敲诈，这笔钱都开销得莫名其妙，如果裹挟着这样的随意性甚至是私利性，只怕会让纳税人心神不宁。如今因为这笔款项，还弄出了官司，根源也恰好在于公共财政管理和监督上的漏洞，如果每一笔公共财政支出，都能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都能在阳光之下得以无死角地监管，又何来这样轻易地被“敲诈勒索”呢？又何来这么多理不清的纷纷扰扰呢？

须厘清农妇敲诈勒索的“罪与罚”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很显然，本案中的农妇以上访为目的，而非强占财物，因此，其得到的政府救助被纳入“敲诈勒索”的范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罪名更像是“莫须有”，有给人打击报复震慑“上访”人之嫌。

被告徐思兰与代表政府的机构街道办相比，绝对处于弱势，根本无法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再说，上访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他为儿子的死讨回公道，表达诉求不能认定为“敲诈”行为。倘若这样认定，就等于是封死了普通人的上访权。退一步讲，即使她属于非正常上访，也构不成对政府的敲诈，应该由相关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处理，而非纳入刑法的范畴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