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我国依宪执政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2）

我国依宪执政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存在本质区别

《决定》从论述坚持依宪执政与坚持依法执政关系的角度强调了依宪执政的意义。《决定》对依法执政特征、宪法地位和作用以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

《决定》对依法执政提出两方面要求，即“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因此，依法执政实际上涉及依法治国和以规治党两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也就是说，依宪执政首先意味着执政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依法执政另一项要求为以规治党，从依法执政角度来看，党内法规也被视为依法执政中“法”的重要内容。同时，《决定》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因此，依宪执政还包含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内容，党要尊重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和维护宪法尊严。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主张的依宪执政，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

首先，领导力量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似乎超越于政党制度，其实不然。无论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或其他形式，资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超然于法治之外，都极力通过竞选、大选谋取议席来控制法治机关和法治运作，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庄严宣告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所强调的依宪执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重要方式，是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它是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不动摇前提下，通过尊重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来实现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各项政策目标的。

其次，权力分享能力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存在着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相脱节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基于“普遍平等”“一人一票”原则进行的民主选举体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意志。但是，在这种民意表面上聚集化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各种资本力量、特殊的利益集团或少数精英群体，民主所要决定的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项则是普通民众自身无法控制的，普通选民手中的选票只能简单地体现社会公众的“认同度”，但无法真正有效地反映选民的真实意愿。而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它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

再次，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的价值核心在于所谓“民主”，其“宪政”的主要功能就是基于宪法规定通过“分权”方式来限制选举中获胜的多数人滥用自身的权利侵犯少数人利益，并且通过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每隔几年上台轮流执政来实现不同政党各自执政理念和主张，实行的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而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一制度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统一，确保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做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

最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宪政民主的民主机制的形成有其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在传统欧美国家，宪政民主曾有效存在，甚至表现出很强“生命力”。例如，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挪威王国1814年宪法等目前仍然在生效，这样的宪政民主有着自身合理存在的具体历史文化条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很难有效地实现。我们所强调的依宪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而存在，在制度实践中有效运行。实践证明，这种民主模式基于中国土壤，适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要求相适应，因此具有旺盛生命力。

实际上，鉴于传统宪政民主存在的先天价值缺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也在探索以“协商民主”“对话民主”等新的民主形式来修正传统意义上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坚定，保持应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总而言之，我国的依宪执政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两者存在着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区别。简单地将我国依宪执政类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