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2）

从特殊性方面看，由于所处制度环境不同，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既是高等教育普遍性在特定国家地理、历史与现实背景下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的真实体现。从抽象意义而言，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积极的特殊性，即在尊重高等教育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出具有生命力，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发展模式。二是消极的特殊性，即受制于某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约束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影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普遍性或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性，阻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做法。

事实上，在实践过程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检验，更多时侯，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常常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性，可以称之为“折中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发展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但对这种规律的把握需要“接地气”，找到与本土的特殊实践问题对接的方法。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突出那些积极的特殊性，消除那些消极的特殊性，并在发展中逐渐克服由于阶段性所导致的某些特殊问题。

必须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是由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带来的，远远超出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解释框架，照搬西方和即插即用的可能性不存在，需要一个本土化创造的过程。因此，基于西方文化和办学实践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我国来说只能是“抽象的继承”。更为根本的是，如何从本土的实践出发，以国际视野、未来发展的取向来研究、解决上述带有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的问题。

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

记者：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来观察，过去我们的理论预期和我们的实践结果，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是不是警示我们：必须正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做法在中国实践不适应的现实，必须正视看似相互冲突的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语境中的共存？

邬大光：是的，我们的讨论实际是触及到了如何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一个时代命题。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的形成，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就当前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而言，我们的思考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在西方经验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取向是怎样的？第二，如何判断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在第一个问题上，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跳出“中西体用之争”的基本思路。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作为“中体”看待，而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形式作为“西用”的范畴，即把西方先进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异质的肌体。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究竟什么是“体”、什么是“用”？目前还是见仁见智，但可以明确，这个体肯定不是传统的私塾、书院、科举制，毕竟它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中体不存，西体又焉附？是否完全照搬西方的先进经验？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之说，似乎能为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提供新的思路。他认为“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就高等教育而言，体就应该是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普遍规律的实践问题，而当它遭遇中国国情的时候，需要实现的是“转化性的创造”而非“创造性的转化”。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反映规律的制度和实践问题在本土通过多元的方式得以实现，而非完全重蹈覆辙、一味遵从西方的做法；而后者假定有一种既定的先进西方模式，我国只能亦步亦趋，最终将以之为归宿。在“转化性创造”的过程当中，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就显现了出来，因为从大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互动关系而言，中西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注定了治理的路径也不相同。对西方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借鉴不再是东施效颦、原封不动，而是要直面阶段性和特殊性所带来的规定性，立足实践问题，创生出符合本土实际的理论和做法。

在第二个问题上，基于对第一问题的认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显然是既非“中体西用”，也非“西体中用”所能简单囊括，相反呈现出一种“混合模式”。正如张应强教授和其他学者所概括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主要是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这些模式已经通过历史的因袭，不同程度地融入当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中，形成了新的现代传统。苏联模式是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现代高等教育模式，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苏联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分布格局的形成、学科建设的思路、资源配置的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余韵犹存。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它的内容包括高等教育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的全面适应，强调对大学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仍然可以若隐若现地窥见其身影。而美国模式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被扫地出门，但随着改革开放又重新被迎了回来。对现代大学制度重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呼吁、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也是改革取经借鉴最主要的潮流。因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体现在基于本土实践，可以从政策制定和办学实践中看到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我们所言及的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其实是一种“悖论”现象。这种悖论不仅是指实践违背与理论预期的现象，也指一双双看似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同时存在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我们必须正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做法在中国实践不适应的现实，必须正视看似相互冲突的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语境中的共存，这样才能提出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