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道路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2）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道路问题。和一切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大国、发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国的倾向。从世界历史上看，除了少数具有地缘战略特殊性的小国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发展起来之外，依附型发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上对大国的依附，关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倾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三次倾向，正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纠正的。

第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支援，其内部高级官员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在政治倾向上高度迷信美国。这种迷信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个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2]。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放道路，坚持全民族抗战，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结束，避免了沦为美国附庸的命运。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了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选择了“一边倒”，因为当时只有苏联能够给予中国安全保障和重工业支持。但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特别是1958年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提出搞共同舰队、驻军、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等要求，中国果断地坚持原则，不惜同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内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开始反思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行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等等。虽然在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失误，但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成为一个灵活性和分权化相当高的国家，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国道路的内生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也极有可能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