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道路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3）

这次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和迷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摆脱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带队赴苏联参加谈判和论战。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立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可见，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邓小平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倾向。改革开放，在扭转了一种倾向之后又逐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迷信，邓小平对此坚决地进行了纠正。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亲自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且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4]。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党内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领导人，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中国一度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时，他又领导中国顶住压力，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妥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对者，都是独立自主的坚持者，都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这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