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道路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5）

毛泽东和邓小平：矛盾中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例如，包产到户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把包产到户绝对化、教条化，得出“体制改革，一抓就灵”的印象，从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得出今天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和技术传播、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问题。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8]，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农民普遍享受到基础教育。这些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同建国初期大不一样，远远不是“一改革就吃饱饭了”那么简单。如果脱离了毛泽东时期的农业成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都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传统农业最稀缺的并不是劳动力投入。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劳动力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不解决机械、水利、交通、通讯、良种、工业化支持等主要属于公共产品的要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显著提高产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备这些公共要素，再进行包产到户，就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使用这些要素，发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势，还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具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条件。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类似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包产到户的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小农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

在许多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这种“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的现象。

又如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无原则地全面开放。再如发展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而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改革开放之后，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消费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战略性基础产业上减少了投入；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视，这也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实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