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冤案少一些

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内蒙高院15日宣判，九泉之下的内蒙青年呼格吉勒图终获清白。

这场迟来的正义让人唏嘘。而冤狱的平反，仍旧依仗真凶归来、被害人死而复生等小概率事件的出现。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都是如此，呼格吉勒图案也不例外。给人乐观期望的，是前段福建念斌案改判无罪，终于没有再依赖这类小概率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呼案再审判决书并未将“真凶”赵志红写入改判无罪的理由，这涉及到具体的法律技术操作障碍，也意味着承认与尊重过往与当下的司法和政治环境现实。

我注意到呼格吉勒图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认罪态度好”，而二审的上诉理由也是“没有杀人动机，请求从轻处理”。这意味着对这么一个有重大疑点的案件，律师居然做的是有罪辩护。检索这些年来的类似冤案，辩护律师不给力之处甚多，如当年佘祥林案的辩护律师做的也是有罪辩护。对当事律师来说，冤案昭雪以后，他们的辩护策略与职业态度，将面临和当年办案机关同样的尴尬境地。这也反证了在避免冤狱铸成的机理上，辩护律师敬业无惧的“死磕式”辩护何等重要，给律师创造“死磕式”辩护的条件又何等重要。这也说明，为什么前几天爆出的吉林辽源警察当庭抓走辩护律师事件，会在律师行业引发如此激烈的震荡。

还要看到，此类冤案中舆论监督的推动力量。呼格吉勒图案中，新华社记者的内参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从2005年赵志红归案等重大疑点曝光以来，始终有媒体在跟踪报道，这就使得呼案一直没有脱离公众视野。浙江张氏叔侄案能昭雪，聂树斌案能在近日进入异地复查程序，都与媒体的追踪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其实，内参也好公开报道也好，媒体和舆论从来都只是发现问题，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关键是如何保障媒体对司法判决能够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如何保障司法机关能独立办案又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需要注意的是，2005年是冤狱集中爆发(重大疑点出现)的一年，呼格吉勒图案在这一年的10月，此前有3月的河北聂树斌案，4月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滕兴善案。这四个案子都是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案(除佘案外，其他三案被告人均已执行死刑)，也都是发生在1980年代第一波严打和1990年代初、中期的后续严打时期的案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刑事司法风格与社会管控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承认现实与消解阻力比追责更重要。

另外，判无期以上的重大冤狱，大多要经过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有平反机会，而真正获得平反有时也再需要十年左右时间。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冤狱爆发的时间，分别为10年和20年，爆发当年即先后被平反。聂树斌案与今天终获无罪改判的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10年左右爆发，再在10年之后平反或接近平反。这个沉重的冤狱时间成本，由所处时代、所判刑期、法条修订、政治局势变化(如呼案和聂案与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等多种元素铸成，饱蘸着当事人和当事家庭的斑斑血泪，也意味着制度演化与社会发育的沉重成本。

由此可见，拿出勇气来承认过往，制度化消解阻力，加快梳理司法存量，确保包括讯问在场权和会见权在内的辩护律师法定权力，保证包括媒体和网络在内的公共监察权，是尽量降低平反冤狱的成本的主要路径。这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也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