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危机”的真相 （4）

但是，“在此产生了战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课题，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方面作为阶级存在依然被编入不平等的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市民存在又成为平等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构成人员，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阶级与市民、不平等与平等的相互对立）包含着二重性在内的矛盾的社会生活中生存”（高島善哉「現代国家論の原点」『高島善哉著作集』第8巻、東京：こぶし書房、1997年。Takashima Zennya, Genndai Kokkaron no Genten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of State Theory), Takashima Zennya Collected Works, Vol.8, Kobushi Publishing, 1997.）。“中产阶级”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多数工人的生活改善了，不再被看成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身份并没有解决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即工人无法改变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现实。事实上，在“福特主义”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资本家，在1961－1966年间，公司的税后利润增长了两倍。（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http://www.oxfam.org/sites/ 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en.pdf.）工人的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却被严格限制在不妨碍资本利润增长的限度内，由此导致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与社会提供的商品相比是非常有限的。此外，新政后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本身就是利用公共税收为资本家支付本该由他们支付的社会成本，如福利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这无疑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造成赤字之后国家只能向金融资本家借贷、向社会成员增税，这又直接损害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需求愈加不足。这样，需求不足与财政危机的结合导致由“底特律条约”所催生的“大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终结。

1973年“石油危机”演变成1973－1975年以滞胀为特点的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79-1982年又再次爆发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但资产阶级不是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寻找矛盾的根源，而是在凯恩斯主义上找原因。这一方面使工人承受着福利过高的骂名，另一方面使政府管制成为主流舆论的众矢之的。放松市场管制和推行私有化、削弱工会被认为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1970－1980年代，日益强大的大公司成功地游说华盛顿的政客们打压劳工、反对那些影响工人家庭的公众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资的政策等等，当阻碍组织工会的法律不断增加时，平均工资水平停滞了，预示着此后三十年显著的不平等日益增长的趋势。”（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http://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en.pdf.）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大规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代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实践的理论核心。无论是作为“白领”的航管人员还是作为“蓝领”的矿工，通过其先辈的努力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福利的“威慑”下曾经获得的有保障的雇佣地位，已经备受侵蚀，根基不稳了。换句话说，曾经保障“中产阶级”壮大的“阶级和解”的制度安排已经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