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教条主义打着为群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帜,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卖力宣传西方的这个思想、那个理论。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当作充满人性光辉的普世价值,企图以西方的多党选举和民主政治为样板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抽象的平等一样,抽象的民主、自由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启蒙理念强化了它们的天然合理性,然而,一旦脱离了客观的规律和束缚,一旦丢掉了推进社会发展的初衷,被人们当作 “神圣的人性”来崇拜,几乎可以肯定会走向自身的反面。20 世纪后期以来民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更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它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民主霸权主义者在国际社会强行推行民主,但所到之处不是民主的繁荣而是民主的恶果,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现实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任由人们实施理想蓝图。无论自然、社会还是细胞体系都有着三个基本运动方向:它们可以发展、衰落或是暂时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在时间性存在中,均衡只是抽象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不进则亡,没有选择的可能。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都是广义的自组织系统,它们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元素,人类的行为只有符合外部系统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干预效果,否则再美好的理想也是虚幻的。即使是解决生态危机也不能通过遏制生产力,而只能通过新方法提高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的限制也会不断放宽。事实上,支撑教条主义的落后文化与落后的生产力相关,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之上,教条主义就不能彻底根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大生产实践才能使群众真正受益,“三个有利于”始终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就不能止步于主观意愿打造出的漂亮口号上,不能为满足某些人的教条想法而让群众付出失败的代价,而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通过推进客观实践,让群众真正受益。
三、从简单的方式方法中解放出来,使群众路线适应新形势、新变化
为了保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我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三步骤:思想教育、改进作风、解决问题等。一些人曾狭隘的认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只要贯彻好上述三步骤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方式方法上动什么脑筋了,这是一种思想误区,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提醒我们,探索做好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没有止境。目前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还不能就此止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观色彩比较浓厚
一些方式方法只是面对问题而生发的条件反射式回应,具有简单和笼统的特点,使之生效必然要依托于进一步细化的方式方法。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面对复杂性和流变性兼具的社会生活,面对繁复、冲突、多元、海量的现象世界,真正起作用的方式方法不是主观的价值意愿,而是深入的、契合社会发展的、有取有舍的灵活做法。一种成熟的社会实践方法总是有一个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例,要取得实效,并不仅仅取决于“对群众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在镁光灯下做样子不行,脱离实际搞成“文革”时期那种“上山下乡政治运动”更不行,真正有成效的应该像费孝通那样,求真务实,开动脑筋,带着超越现象的理论问题,在与农民建立深层信任关系的基础去调查。
(二)一些方式方法建立在“党群外在二元关系”的基础上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群关系既是外在的互动关系,又是内在的共鸣关系,党与群众不仅要面对面,更要肩并肩。从党群外在的二元关系出发,与端正自身,让群众满意相比,内在的共鸣关系、肩并肩的奋斗更重要,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它要求共产党人洞悉历史发展规律、统揽大局,不只是要让群众“不抱怨”,更要肩负起掌握群众动向、教育和引领群众的重任,拿出让大多数群众信服的新理论和新措施,组织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要求社会治理从过去的“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自觉转向,培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把群众的满意度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从这个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方式方法有待研究。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