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绿色革命”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创新（3）

除了制定相关环保法规来为建设绿色空间提供外部保障之外，丹麦政府还十分重视通过开展国际间的环保合作将自身的环保举措对外推广，将具有丹麦特色的环保理念介绍到世界其他国家，而这反过来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丹麦的环保工作予以积极的监督，进而形成了丹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馈式环保合作。上世纪末，丹麦就曾加入《北欧环境策略1996—2000》，积极促进北欧五国的环保合作。另外，丹麦议会为了响应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环境发展大会精神，于1994年成立了一个专门资助世界环保行动的经济机构，同时执行三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北极环保计划”、“发展中国家环保支援计划”以及成立“东欧环境支持基金会”，从而将丹麦的环境保护经验输出到世界各国，提升了丹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世界影响力。而在与其他国家的环保合作过程中，丹麦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来因地制宜地帮助制定行动计划，这个过程本身也提高了丹麦自身制定合理环保计划的能力。由此可见，丹麦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绿色发展战略与配套法律法规，合理引导企业和公众加入到绿色空间品牌化战略行动之中，同时在国际合作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互动、反馈式的环保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丹麦在环保以及城市发展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在绿色发展战略推动下，丹麦社会中的企业组织既受到来自内部的绿色税务的推力，又受到来自社会中其他企业竞争的拉力，从而在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下积极进行符合绿色发展标准的技术革新。丹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企业征收一系列以环保为目的的税种。其中，与能源有关的税种主要有常规能源税，如对煤、石油、天然气征收相应税种，以及与能源生产相关的税种，如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企业征收能源税种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采取了逐年递进的方式，从而为企业进行转型调整提供了过渡期。此外，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政府是依据企业能源使用性质的不同以及是否与能源部签订相关协议等多重标准来合理征税，从而在控制环境污染的同时将能源税对企业生产的负面影响降到合理范围内，而不致于降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征收能源税，丹麦政府还开创性地征收了其他类型环保税，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溶剂税、杀虫剂税、生长促进剂税、镍铬电池税等。通过这些绿色税制改革，丹麦政府成功地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降低生产环节产生的环境污染。

在一个将节能环保作为优先评判标准的国度，企业若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以绿色技术为表征的核心竞争力，以此来与其他企业进行公平竞争。而这种来自外部企业的竞争压力也反过来促进企业绿色化水平的提升，在企业间形成了良性的“绿色竞争”氛围。在“丹麦绿色城市公司数据库”中，记录了一些以城市生态学为基础建设的商业圈实例，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丹麦赫尔宁市与伊卡斯特市联合打造的可持续工商业区。该项目一期工程占地约75公顷，进入该商业区的企业需要达到的环境指标要超出现行的全国通用标准。另外，该商业区使用可循环材料（如碎混凝土、废沥青等）来修建道路，使用天然的雨水池对地表水进行自行净化。由此可以看出，可持续与绿色环保是丹麦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从厂房建设到商品生产流通，整个过程都会收到来自政府环保部门、同行企业以及市民的监督，确保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符合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核心原则。

最后，丹麦公众普遍具有非常高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全民参与式的环保工作有助于维持并推进政府和社会所践行的绿色空间品牌化战略。丹麦人的环保意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丹麦家庭一般都会有两个垃圾桶，分别用于装无机垃圾与有机垃圾，从而在源头上对垃圾进行自觉分类，提高垃圾回收效率。这么做的结果是丹麦只有6%的垃圾被填埋，其余的大部分垃圾都被回收或用于发热发电。在购买诸如啤酒、红酒等瓶装饮品时，丹麦消费者会被要求交一定的押金，使用完将空瓶送回后能够返还押金。到目前为止，丹麦全国超过99%的玻璃瓶实现了循环再利用。

丹麦人的环保意识还体现在与政府和企业的互动过程之中。政府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居民骑自行车出行。而丹麦公众则积极响应政府的绿色环保号召，在500多万人口的丹麦有超过400万辆自行车。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更以“自行车城”闻名于世，包括政府高官、富豪在内超过1/3的哥本哈根市民选择骑车出行，而丹麦总理骑车出席外事活动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可见，为建设绿色城市空间，丹麦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一起参与全民环保行动。此外，丹麦民众在选择企业生产的日常用品时，产品本身的质量并不是选择的唯一标准，另一个重要标准则是环保指标。如果产品不符合环保要求，即使质量再好丹麦消费者也会选择拒绝购买。这种有丹麦特色的商业交易原则能够进一步迫使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切实做到生产流通领域能够真正节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