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教育改革的制度“红利”

【开栏的话】

这一年，总有一些事件让我们心潮澎湃；这一年，总有一些力量让我们不断前行。

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不断前行的中国教育靠什么突破道道难关？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于是，即将过去的2014年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这一年，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启动，从年初到年末，一项项改革政策密集出台，许多影响教育发展的硬骨头被啃下来。从突破学前教育“入园难”到根治小升初“择校热”；从义务教育均衡全面深化到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全面突围；从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到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完善。这些振奋人心的改革壮举，给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年终岁末，我们决计以媒体人冷静的观察，回望2014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足迹。从今天起，我们开设“行进中国 2014教改足迹”栏目，推出系列年终述评。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当“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字样，作为改革总目标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习惯了“管理”体系思维的人们似乎第一次将“治理”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从“管理”转向“治理”，进而加速“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然而，与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嬗变中的惶恐不同，这一次，经历了36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似乎更容易也更乐于接受这种改变。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6亿名学生、1600万名教师、52万所学校，构成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个性化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益的博弈、质量与速度的纠结，无不对教育发展理念和教育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催促着中国教育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与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为“工业4.0”相似，我国教育也在迎着以科学的教育理念、理性的教育思维和民主的教育治理为特征的“教育4.0”时代进发。

（一）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从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发展与升级，随之而来的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是根本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有学者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视同“第五个现代化”，与以往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偏重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比，治理现代化更偏重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且更具有变革意味。这对教育治理现代化同样适用，因为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当“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成为大学思政课上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典型案例时，当老师们面对独生子女一代陷入说不得、罚不得的教育困境迷茫和困惑时，“教书育人”也便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这个角度看来，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对“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和“教育依靠谁来培养人”这两大关键问题的回答，都蕴含着鲜明的现代化意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对以人为教育和服务对象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更是如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受教育程度及经过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已经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教育治理现代化便失却了运转的基础和动力。

2014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突出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国际视野，力求使立德树人的方向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更加鲜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只要国家在进步、社会在前进，立德树人便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要先于国家现代化30年实现。再用6年时间，让世界最大教育体系整体进入现代化，任务紧迫而艰巨。

没有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便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种时代需求下，用行政管理的缺位、越位、错位制约学校办学与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以权责交叉、责权不明制约基层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以简单粗暴的“唯分数论”、“唯升学率论”制约教师、学生的创造性，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历史的倒退。

马克思曾说，“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教育能生产出一种可卖的商品”，即劳动力本身。而作为这种“商品”的生产者，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一字之差，却包含着教育领域从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到组织结构、制度机制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教育必须培养出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才，充实现代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这也成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