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2）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