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6）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笔者深以为然。

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