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独立公正司法与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根本区别（3）

三、反对西方“司法独立”要划清几个界限　　

在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从理念、模式和具体制度入手，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的界限。

其一，划清“人民司法”与“精英司法”的界限。

我国司法制度的灵魂是人民司法。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国家司法权是人民权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原则，提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要求。这样的司法权性质，决定了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司法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表现为司法审判阶级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在人民司法制度下，审判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忠于职守，依靠事实和法律，以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权利为重，努力做到公正司法，保障司法公信力。“马锡武审判方式”、“枫桥经验”等为人传颂的样板，正是人民司法的突出表现。人民司法改变了司法人员相因承袭的“坐堂办案”，而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下基层、跑田间工厂，查事实、找证据，一身勤勉为民、朴实亲民形象。

资产阶级司法是“精英司法”。这是由资产阶级政权性质决定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鼎盛时期，1842年德国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森林条例》，将 “盗窃林木”，规定为盗窃罪。在法官看来，将“捡枯枝”归之于“盗窃林木”并认定为盗窃，按盗窃罪惩罚，完全是公平和正义的。然而，马克思对于这样的审判连续进行了坚决的抨击。他认为，“捡枯枝”与“盗窃林木”两者的对象不同、加于对象的行为不同、意图不同，不能把“捡枯枝”规定为盗窃罪，并认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穷人因为“捡枯枝”而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成为“法官谎言的牺牲品”，很显然，《森林条例》及其司法审判是既不公平也不正义的。马克思的结论是：公平和正义从来都是商品所有者的公平和正义，是资本的公平和正义，为了资产者的利益，立法和司法必须披上公平和正义的外衣。为实现司法目的，法官的特殊身份，还要用服装和道具来表现。堂内有回声的法庭建筑高大，是用来恐吓人犯、保障法官威严的；审判台高筑和高宽的座椅靠背，是抬高法官高大形象的；法官装备的法袍、法帽和法槌“三大法器”，都表明法官是口含天宪、一言九鼎的。起初，肥大的法袍后背缝制一个兜子，专门用于收藏金丝细软之类受贿物。又是法定谎言，又是特殊身份，又是服装道具，就把“精英司法”塑造成资产阶级统治的精巧工具了。

其二，划清“独立审判”与“审判独立”的界限。

“审判独立”是西方“司法独立”的构成要素。我国的“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审判独立”是不同的。“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独自进行审判。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的专门机关，审判权是专门权力，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这是“独立审判”的基本含义。法院的审判权不得放弃和转移，是“独立审判”的首要要求。而“审判独立”意指法院审判不受政党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前者限定审判权的归属，讲国家机关彼此间的职能划分，不排除对审判的领导、管理、监督等“外部性”，后者强调法官的审判权不受干涉，讲排除一切“外部性”。很显然，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审判权的主体问题。“独立审判”的主体是法院，而“审判独立”的主体是法官。“司法独立”的中心是“法官独立”，就是法官拥有独立审判权。把法院的审判权变成法官的审判权，正是一些人以“司法改革”的名义施行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