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样子”的基础性设计

1975年1月，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题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2012年11月，当习近平同志走上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岗位，肩负起总戎三军、继往开来的重任时，他最关注和深入思考的，也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那么，我们的军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军队今天这个样子最初是怎样设计出来的？我军为什么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样子？是什么确立和构成了我军“样子”的基因？

振叶以寻根，观澜以溯源。要正确回答和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就不能绕开古田会议。那么，古田会议着重在哪些方面对人民军队的“样子”进行了基础性的设计呢？

其一，古田会议事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军队听谁指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建军治军的首要问题、关键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因为这种领导而熔铸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永远不变的军魂，我军才真正做到了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确立并始终不渝地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与一切旧军队划清了界限，成为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据考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词的出处，最早见于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但事实上，古田会议决议已经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从党组织在军队中的地位、从军队中党组织的设置及其决策机制、从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建设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决议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脱离党的领导、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指出那种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甚至以军事领导代替政治领导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决议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指出：“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斗争。决议确定了一系列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制度和措施，这种制度安排对于人民军队建设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如，在三湾改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要求红军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要求“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注意和讨论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要求提高党的生活的质量，“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强调“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和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等等。可以说，后来我军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方针原则、制度安排在决议中都可以找到源头、找到雏形。明确党和军队的关系、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这是古田会议对我军“样子”的最根本的“原设计”。

其二，古田会议构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雏形。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是我军的生命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军事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军最鲜明的特色和最根本的优势。这种政治工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与国民党一起建立新军队的实践。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候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但是，那时候毕竟不是我们党独立建设和领导军队。实践证明，单凭“借锅造饭”是不行的。南昌起义后，经过两年多的摸索，我们党对军队政治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积累了新的经验。古田会议可以说就是这些新鲜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如前所述，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中党组织的地位，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都作了科学的规范和部署。除此之外，决议还科学界定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特别是系统阐发了红军的党内教育问题、宣传工作问题、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如“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决议对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开展政治训练从内容到形式、方法等都做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分层次上好政治课、倡导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授法，把集合讲话和个别谈话结合起来，“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等等，85年过去了，日月轮替，斗转星移，但这些论述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军事外宣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叶剑英元帅1978年在全军政工会议上指出的：“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