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

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追求正义、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理想，逐步形成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论体系与制度体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依宪执政”作为执政理念，终于正式写进党的全会文件之中，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是执政党依法执政理念的升华与发展，为全面的宪法治理提供思想基础。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背景、内涵以及如何实现依宪执政的问题。   　　

一、从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法治的发展大体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依政策执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理国家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依据主要是各种政策。加之国家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国家治理主要依靠政策。虽然1954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为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治理规则的“二元化”，即政策和法律同时治理国家生活，政策治理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大体自1957年后的一个时期，法律虚无主义、法律无用论更是大行其道。可以说，前三十年的国家治理中，除短暂的几年外，法律治理，特别是宪法治理无法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宪法缺位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阻碍着中国社会治理，无法合理解决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   　　

“文革”之后，痛定思痛，执政党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和措施，其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过去主要依据政策执政转向依法执政。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并提出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2年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这一规定在此前三部宪法中是没有的，它标志着治国方略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宪法与法律开始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逐步从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并从法律调整开始转向宪法治理。   　　

执政党依宪执政理念形成于党的十五大。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随后这一治国方略又被写入宪法。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本身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同时其执政能力也面临着新要求，即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顺应人民的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的出发，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的要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且明确对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科学界定。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治国目标，强调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形式”。

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背景下，党的依宪执政思想开始体系化。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   　　

时隔十年后的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并将宪法实施上升到了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度。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要求“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以“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2]。201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的纪念大会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3]。   　　

可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宪执政理念的提出经过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是执政党治国理论的重大发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与深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