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讲中国宪法优于西方宪法（3）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他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集权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地方分权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过毛泽东认为，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提出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两个积极性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所谓中央为主导，是指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指导和引导；所谓地方为主体，是指地方是中央决策的实施主体，对地方事务负总责。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机制：一方面是全国的“大一统”，避免“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同时“统而不死”；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正当独立性”，让地方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创新性，同时“活而不乱”。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度，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度，中央司法系统（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他还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本文摘自胡鞍钢等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年9月出版）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