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于上 俗成于下（2）

在今天，“从上做起”的“上”首先指的是职务居上者，如县之于乡，市之于县，省之市……“从上做起”首先在于道德自律，“上”应为“下”的楷模。不仅应当“一级说给一级听”，更就应“一级做给一级看”。现在尽管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仍属于无奈，层次也不够高，但这对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心理的平衡，仍然十分必要。然而，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仅靠居其上者的“内心自省”远远不够，还必须由整个社会制订必要道德规范以为绳墨。实际上，这样的规范，我们并不缺乏，只是这些规范所施之的人群发生了错位。有人说，这些年的道德要求，对干部进行的“廉洁自律”教育，对群众进行的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进行的是“雷锋精神”教育——共产主义精神之谓也，也就是要求孩子们，“从小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种说法虽然不太全面，但从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又在不时地暗示着这样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本身，势必对整个社会法治风气建设带来消极的后果。

提倡“从上做起”，并不否定“从我做起”。作为一种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不仅必要而且是“俗成于下”的标志。尽管在依法治国、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尚需要一个过程的情况下，至于一般群众、一般党员，“从我做起”即便只为办一件百分之百正当而又合法的事情，不求人情，不走“后门”，往往仍会遇到很多麻烦和挫折，生发出诸多不解和困惑，客观需要以“从上做起”中居“上”的那部分人严格自律。倘若这个“从我做起”中的“我”不肯“自律”，一般群众的“我”只能徒唤奈何而已。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为一般群众的“我”，眼睛可以只盯着领导层面自律而忽视自身的“从我做起”。唯物辩证法则表明，“风”（法）与“俗”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着的矛盾体，二者同样在矛盾中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这几年一些地方法治废驰、社会风气腐败，既有“老虎”作恶，也有“苍蝇”作祟，“老虎”与“苍蝇”成了腐败环境的共生物。光打老虎，不拍苍蝇，苍蝇很可能会成长为会飞的老虎；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新的苍蝇又会化蛆重生，更加有恃无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中央高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大旗，“打老虎”打出得是法纪的堂堂威严，“拍苍蝇”拍出得是廉政的良好环境，双关齐下、标本兼治，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法治建设情同此理，“从上做起”行的是风范，将产生“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从我做起”树得是风尚，人人从我做起，社会将源清流洁、清风习习。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的精神实体，并垒起厚重国体的法治基础。在这里，党风与国风、政风与民风、法治与风俗，便真正实现了“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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