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于上 俗成于下

评说社会法治，人们时常引用一句典语：“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此话出自苏辙的《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意思是，法制规定是由社会领导层面倡导和推行的，而要变成一种约定俗成具有特定地域性的习惯和通例，力量却在普通民众之中。一种法律规定，一个规矩倡导，倘若不能推延普及于民众之中，变成群众自觉奉行的社会风气，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法治的力量在民众之中，教育广大群众“从我做起”便是重中之重，那么应怎样理解中央领导层反复强调“打铁先要自身硬”的理念呢？换一个问法，法治建设到底应当先从哪个层面做起呢？眼下弄清这个问题极具现实必要。

长期以来，在法治建设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口号，一种叫“从我做起”，一种是“从上做起”。前者的意思是，法治建设涉及全社会，如同八年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自律贡献之责；后者的意思是，法治是由上而下倡导的，关键应从领导层面做起。其实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从上做起”的含义比较清楚，不致发生什么歧义；而“从我做起”，如果是由一个领导者群体提出的口号，在老百姓的眼里，则与更为体现法治建设实质指向的“从上做起”已经没有区别。

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十分清楚这个道理的。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打铁先要自身硬”，其主旨是完全一样的。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又向侍臣讲了更加深刻的心得：“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慎所好》）这个“器水论”，主张的仍然是“从上做起”，用“上之所好”引领“下之所行”。作为封建君主，李世民的“从上做起”当然是从维护封建“家天下”统治之需要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从上做起”有着质的区别，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有着同样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