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特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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