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论述，体现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列主义哲学的时代特色，对改进党员干部的领导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是毛泽东同志1963年提出的的著名哲学命题,这次习总书记关于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话，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出发，深入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将其与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巨大反作用的“精神”内涵，把“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作为精神反作用的根本手段。还特别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二者换位，突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并明确命名为“辩证法”。这就充分确立了毛泽东的重大哲学命题的思想和政治地位，而且给予极大地完善、丰富和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武器，无疑对当今“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有重大的指导和推动意义。长期以来，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以争论、争鸣为名，望文生义，一直误读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论断，一直曲解毛泽东“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哲学观点，说什么物质和精神根本不能互“变”,物质既不能“变”精神,精神也不能“变”物质，说什么“物质变精神”是歪曲了精神即意识产生过程的本质,等等，甚至有人牵强附会地将此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提法联系起来，以否定“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否定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从而造成理论和思想的混乱，已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目的。其实，毛泽东同志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提法,总结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对认识过程中的飞跃现象作出了理论上的精辟概括,“精神变物质”不是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物质，而是指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由理论到实践，精神不能直接改变物质，但能改变人，由改变的人改变物质。正如爱国主义精神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但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所以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法则，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之所以被人曲解、歪曲乃至诽谤，关键在对“变”的理解。这个“变”有人误认为是“决定”，是直接的替代，于是便出现了认识上的南辕北辙。“变”的真正含义是，通过精神改变人的内心世界，由改变了的人去改变物质世界；“变”可以理解为，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意志和信心，用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战胜自然的力量，这在“人心齐泰山移”、“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等谚语和励志语言都能得到佐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所以，“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曾作为激励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基本理论，成就了建设新中国的亿万英雄。这就给那些所谓专家们提出一个问题，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强调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认识世界，进而通过实践能动地改变世界，究竟哪一点违背了哲学的基本原理，哪一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鲁迅曾写过一个叫孔乙己的穷酸书生，一直卖弄回字有四种写法，竟把窃书不能叫偷。实质上那些诽谤“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貌岸然专家，连孔乙己都不如，至起码孔乙己说的回字四种写法还存在，而他们根本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其用心和指向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强调掌握“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兰考视察时，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则是典型的把焦裕禄作为“精神变物质”的范例。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拼了老命也要大干一场”的拼搏精神，坚持与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凝聚成兰考人民改天换地的永恒精神，激励兰考人民创造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奇迹，进行了一场亘古未有的精神与物质的伟大演绎。现在物质丰富了,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是否还需要这一次次伟大的演绎?回答必然是肯定的，必然是习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语言，在实现伟大梦想的路上,“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注定是一个永恒的律动。因为尽管像肆虐兰考的风沙不在了,却类似风沙的挑战犹存，经济发展了永远不能失却精神的家园，凝聚中国力量的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经济发展了一些人的信仰信念却没有了，物质丰富了一些人的精气神却没有了，其根源就是单纯以富裕为目标的意识不断被强化，使得不少人在涌动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心中超越一切价值的神圣信仰和人生意义不断被弱化，以致失去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于是把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少作为衡量奋斗的社会价值，自私性、功利化和物质化的逆流也逐步侵蚀了精神领域。尤其是21世纪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生产关系后，各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形成了更激烈的碰撞，不断繁殖和膨胀的文艺逐渐成为人们物欲的价值载体，所表现出物质精神化、庸俗高雅化和一夜暴富的浮躁化，堪称新的精神鸦片。可怕的是，此等精神鸦片非但没有得到阻值，竟动摇社会公认价值标杆和行为规则，进而刺激了人们物质丰富后的精神迷惘，潜移默化地颠覆着社会核心价值观。无独有偶，一些高校把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贴上政治课标签，严格限定活动范围，但却任由西方经济学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大行其道，致使不少大学生都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及其背后隐藏着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读研、择业，参加社会活动，又进一步负面影响社会核心价值观。如此忽视精神对物质巨大反作用，绝非教学安排设计那么简单，而是关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谁胜谁负的重大政治问题。长此以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出现苏联东欧国家亡党亡国的灾难性后果。就此而言，通过信仰和理想的力量，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净化后的“精神”产生巨大的思想正能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习总书记特别强调重视精神对物质反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要求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辩证法的核心所在。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就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高尚的情操，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敢于牺牲的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就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就是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拼命拿下大油田的王铁人精神。表面上看，这些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东西，不会也不能改变世界，但这些精神一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用这些精神武装起来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定会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诞生是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是这样，中华民族的辉煌还是这样，将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更是这样。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它的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的衰弱在于它一盘散沙的精神颓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展开大建设，还是在比较丰厚的物质条件下全面实现小康，都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的奥妙。从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从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全国范围内学习雷锋，到精神文明建设，都表明党始终把理想信念当作精神之钙，当作精神食粮，都表明党一直坚持和运用“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说实话，学哲学用哲学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建设的看家本领。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哲学，不是关在屋里啃死书，不是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等认识论上转圈圈，而是把认识论与实践论有机结合，特别是用以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能动哲学，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注重实践本领的哲学”。概言之，就是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而他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提出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等，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的新形势和新态势，尽管有不少困难，有诸多矛盾和问题，有许许多多群众不尽满意的地方，但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困难相比，与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相比，条件不知好过多少倍。关键是要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核心是掌握和运用好“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增强战胜困难的主观能动性，增强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的主观能动性和最大限度调动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常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个“勇气”就是精神反作用的具体实践；还常说“态度决定一切”，这个“态度”也是精神反作用的实际应用。总之，学会运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就是用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一切力量，去创造党和国家事业的新辉煌。

（作者：河南新乡市科技局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