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元素”重构国际人权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国际上的人权话语权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一些西方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大力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和新干涉主义思潮泛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政策和立场也遭到西方国家的责难。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还是非政府组织，或者是一些知名人士，总是频繁拿“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美国甚至将这一问题与贸易挂钩，每年发布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对一些具体状况加以歪曲和攻击；还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频频提出有针对性的人权提案，试图将中国置于“人权异类”的被告席上，使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海外利益，中国开始逐步有建设性地参与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并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倡导“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评。相反，一些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并没有充分尊重冲突国的人权，怀疑、批评甚至责难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朝鲜难民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就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如何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误解与偏见，通过多元化渠道对外加强人权公共外交、树立良好的人权形象，从而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人权话语上的垄断地位，日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向交流，实践路径和方式较传统外交更加多元。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开展人权公共外交就是要积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状况，促进外国公众了解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立场，改善国际人权舆论环境，从而进一步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首先，加强人权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设计，拓展多元化公共外交渠道。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国外政府或非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人权对话交流。但在当前阶段，中国还应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强针对人权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例如，在理念倡导方面，将人权公共外交上升到中国对外战略的高度去谋划和推进，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丰富公共外交的内涵；在机制培育方面，设立相关部门负责人权公共外交事务的具体运作与协调，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发挥其外交功能；在能力建设方面，则要加大对人权公共外交资源的投入力度，提升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使其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权公共外交。

其次，统筹人权公共外交资源，组合传播中国的人权理念与主张。在中西人权价值理念存在诸多冲突与分歧的背景下，人权话语构建成为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这不仅涉及国内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还关系到人权价值观、传播渠道和方式等多种因素，需要在宽广范围内、更高层次上，以更权威的方式进行统筹协调。因此，中国当前仍然需要加强对人权公共外交资源的统筹，发挥领导人、政府、媒体、智库、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等主体联动的强大合力，形成独立的人权价值和人权话语，从而在面对国外政府、民众和国际组织时，能够传播好中国的人权理念与主张。

最后，打破和解构西方的人权话语垄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主导的人权价值观往往存在诸多偏见，我们急需识破和解构这些具有浓厚霸权色彩的西方话语，指出其荒谬之处，并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给予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也急需塑造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权价值内核，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及其理论体系解释清楚，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与政策。其中，特别需要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问题，积极表达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打破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垄断权，让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在当今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下，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与发展、安全相并列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所面临的新课题。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讲，要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思维定势，打破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垄断，仍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中国也需要主动向世界解释自己在人权领域的进步、发展与困惑，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进行认识、理解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增强人权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