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格兰一处农户家庭
在此期间,尽管人口流动的总趋势是从农村转向城市,但农村的生活水平依赖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从相关数据来看,虽然农业工人的工资涨幅是同时期涨幅最小的一个阶层,但受到农村劳动力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农村雇工的工资开始缓慢上涨。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生活费用下降了32%,但农业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却上涨了25%,由此,有学者将这个时期的农业工人称为“富裕的农场工人”,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较明显的改善。
饮食方面,作为实物报酬发放的茶、糖、肉、鱼和面包,已经常见于午餐。啤酒、烟草也不鲜见。随着规模效益导致的成本下降,作为工业制成品的鞋子、衣服价格开始下降。英格兰和阿尔萨斯农民从商品经济中受益,建造新房,并购置漂亮的锡器和家具。随着房屋面积增大,窗帘、镜子、钟表甚至缝纫机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工人家庭。同时,随着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普及义务教育,农业工人的识字率也由19世纪中期的2/3上升到一战前的95%。法国的近代农业革命虽然不如英国彻底而迅速,未能在农村分化出资本主义农场和雇佣工人阶层,仍是以小农为主,但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法国农村也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法国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1867年全国平均儿童就学率为69.1%,1876年达到73.6%。文化水平的提高,推进了农村日常休闲生活的城市化。一些廉价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进入英国和法国农村,读书看报的人增多,读书俱乐部、酒吧、温泉疗养、海滨度假对农民来讲已不稀奇。
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化开始扩展到郊区,铁路、公路、运河已将大部分农村定居点连接起来,乘火车旅游、到海边度假成为农村工人的一种风气。但随后爆发的一战、二战,导致经济衰退、人员和财产伤亡。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了涵盖农村的福利保障制度,消除了社会保障政策中农工、城乡的差别,欧洲农村社会向城市的人口外流到达历史的拐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饱和、城市节奏的加速和住房负担的加重,越来越多的人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由,向农村迁移。欧洲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化进入向农村、郊区迁移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新城镇发展阶段。
总的来看,15-18世纪中期的农业革命为原工业化提供了资本、劳动力、原料等条件,而原工业化则面向市场生产,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到手工业和工业生产上,从而改变了欧洲农村的经济性质,农民的生活水平初步有所提高。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对社会关系的极大改造,同时也是城市及城市生活出现的基本动力和源泉。大量新城市的出现,既是对工业体系之生产、服务、居住、消费过程的集聚,同时也塑造出一种包括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市政、教育等社会制度在内的新生活方式。这些都影响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后,由农村与城市两种属性相融合而出现的新城镇,成为解决欧洲“大城市病”的良药妙方,亦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此时欧洲城乡生活水平已基本无差别,甚至就环境而言,城市还有被农村反超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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