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创建社会——即劳动者自愿的组织入手的，比如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创建工会、农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起步，最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的。如果说国家的功能是富国强兵，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那么社会的功能就是“谋幸福，送温暖”，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帮劳动人民一把”。

马克思说，人的活动绝不仅是生产与工作，人还必须有吃有喝、有住处、有病能看、能结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娱乐，能通过文化教育事业提升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她）才能从事生产和工作。与前者（物质的生产）相联系，马克思把后者称为“社会再生产”。他说，“社会再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因而“社会”构成了“市场”的基础，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却正在破坏这个基础，“市场”正在瓦解“社会”。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们只知道有国家和市场，而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也不知道社会怎样发挥其功能。即使今天，人们往往也搞不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只要市场就可以了，国家与社会是完全不必要的。实际上，这些人完全错了。

马克思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机器，而人的一生其实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场不管的，而国家即使想管也管不过来，于是，管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会。

为什么说市场不管这四件事呢？因为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的主体，是指“有能力的交换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残是“没有能力”的交换者，穷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们理应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试想，如果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统统交给市场，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惨了！因为他们是市场里“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

为什么这些事也不能全靠国家呢？因为马克思说，国家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机器，国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级秩序去强制性地分配资源，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等级化。何况国家是管内政外交等大事的，国家确实没有能力对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细。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区。实际上，平民（commons）这个词，跟法语中的“大多数”（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区”；甚至“下议院”真正的现代译名，也应该是“社区（包括郡、自治市）议院”。因此，“巴黎公社运动”其实就是巴黎“社区运动”。而巴黎公社的开创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区、行会和工会层层结合，最终建成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网络。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愿组织，它与国家组织是不同的，与市场组织更是不同的，这种“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开讨论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它的源头就是希腊城邦议会，罗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区（议会）”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巴黎公社正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新罗马，公社也建立了罗马式管理公共事业的组织——人民委员会，罗马元老院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员会则由劳动者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

人民委员会真正体现了“罗马议会”（communes）的实质，而它管理的对象，主要就是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或者说，就是孙中山所谓的“民生领域”,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畅通，公租房、幼儿园、医院的建设等等。即必须保证这些领域是非盈利的，是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