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市民，成本到底有多大？（2）

张家港市委党校副教授杨敏建议，针对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类别，应采取差异化的转移支付与财政分担体系，以“谁受益，谁承担”来明确主体责任，让“钱跟人走”，改变人口流出地区仍然享受原来按人头计算的各种补贴，而人口流入地负担公共产品、服务的新增成本的局面，要形成成本分担的合理机制。

专家表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今后应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常住人口作为财政分成依据，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还要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确保基层政府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和以一定财政资金调配人口空间分布的能力。

改变城乡身份差异，要分几步走？

我国很多公共服务都与户籍挂钩。当前要对这些公共服务逐项进行梳理，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逐步剥离，最终让户籍成为人口管理而非社会管理的工具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

“实施居住证制度，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环节。”叶兴庆说，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分两步走，一是到2020年解决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的问题；二是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让2亿人通过居住证制度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逐步实现市民化，这是比较可行的路径。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建议，应优先解决那些在城镇有稳定就业、长期居住，有一定技能和学历，对农业基本不依赖的农民工户口问题，让更多的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产业工人。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很多公共服务都与户籍挂钩。当前要对这些公共服务逐项进行梳理，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逐步剥离，最终让户籍成为人口管理而非社会管理的工具。”叶兴庆说。

“进城农民工更看重户口背后的权益。”张家港市新市民事务中心主任闻振平说，张家港市去年对全市居住3年以上的2.5万名农民工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八成受访者最希望子女进公办学校，有五成盼望小孩加入当地医保，而想要落户的仅三成。张家港市实行了新市民积分管理模式，在张家港市连续工作或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新市民，个人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时，就可获取家庭入户、子女入公办学校和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等同城待遇。

张家港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专家表示，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要从解决农民工的迫切需求着手。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必须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住房、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逐步、缓慢的过程，既需要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人口流入地、流出地等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理解。惟其如此，才能尽快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和45%。

人进城了，农村的地咋办？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不能要求农民以放弃这些财产权利为条件来获得公民权利

让农民工成为新市民，留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权益怎么办？这不仅是农民工关心的问题，很多城里人也关心。

叶兴庆表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利并不矛盾。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不能要求农民以放弃这些财产权利为条件来获得公民权利。中央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明确规定，如何处置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是带着财产权利进城还是有偿退出，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将农民放弃农村土地等权益作为在城镇落户的前提。

“对进城农民而言，现阶段保留这些财产权利十分必要。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作为城镇的新居民，刚刚从农村迁来的这部分人，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的时间较短，个人账户积累较少，今后能够享受到的保障水平低于城镇老居民；农民全家进城，涉及就业、住房、上学等很多问题，而其工资水平又低于城镇老居民，保留这些财产权利可以增加他们部分财产性收入；在城镇扎根下来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允许他们保留在农村的部分财产权利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叶兴庆说。

李国祥表示，我国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多项农村土地权能，不管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否在村里常住，都能够获得，即使将户口外迁到城镇，已经被赋予的各类农村土地权益也都可以享受。

“这方面尤其要吸取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和家园成为无产者涌入城市的教训。农民享有的农村土地权益有保障了，相信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