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2）

汲取中华美学的精神营养，是提振当代文艺的必要条件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这其实也正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所在。真、善、美是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中华美学中，真包含着情、志、景、境、事、意、理诸方面之真；善则是与恶相对立的一种肯定性的道德评价；美则要承载着真善并给人以感性的愉悦。很显然，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文艺创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肆意歪曲事实，胡编乱造历史谓之失真；迎合低级趣味，甘当市场奴隶，以欲望代替希望，以快感冒充美感，谓之非善；荧屏舞台上虚情假意、忸怩作态更是毫无美感可言。当然，这类作品仍属少数，更多的则是平庸之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作家艺术家端正创作态度，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勤学苦练，提高创作本领。而从中华美学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和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也是提振当代文学艺术的必要条件。与西方美学非常重视真相比，中华美学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对《韶》乐的评价就是“尽善”“尽美”。儒家经典《诗大序》高度评价文艺的美与善相得益彰的道德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们的文艺观固然与古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要求美与善的一致上，古人仍可给当代以有益启发。

习近平在“讲话”中非常重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希望文艺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他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理解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前人论述仍有借鉴价值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论述“文艺创作方法”时强调，“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最主要的两种创作方法。前者以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画取胜，后者以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见长。但就本质来说，任何创作都包含着“现实”和“理想”两种元素，不应割裂开来或有所偏废。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中就写道：“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文艺家创作了一大批既深刻反映现实又高扬革命理想的“两结合”的优秀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等，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和骄傲。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在中华美学思想史上，也颇有些理想、梦想、想象要以生活现实为根基的论述可资借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就颇有些“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意味。清末民初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确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指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这虽然同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两结合”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从“方法”的意义上，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还是有借鉴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