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3）

坚持“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特质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文质兼美”，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和文艺学命题。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原意在于品评人物，“质”和“文”后来逐渐演化为一对审美范畴而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特别是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清代王夫之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晚清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在我们看来，所谓“文质兼美”，实质上就意味着美必然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当前创作实际来看，“文胜于质”或“质胜于文”的情形均大量存在。有些作品玩弄技巧，搞悬疑惊悚，内容却苍白空洞，又有的作品充塞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声、光、电，就是讲不好中国故事，塑造不好人物形象，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毋庸讳言，也有的作品搞变相的“题材决定论”，虽说要弘扬“主旋律”，书写重大题材，表现英模人物，但“质木无文”，“文章殆同书抄”，“平典似道德论”。还有些作品文、质两失，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均乏善可陈，甚至成为荒诞不经、等而下之的文化垃圾，不亦悲乎！

“文质兼美”也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期盼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时说：“《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文质兼美”的最好说明，也为实现中华古代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范例。与毛泽东的“三统一”论一脉相承，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强调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动活泼”“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结合，其“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质所在。

精品力作的涌现，需要人品与文品相统一

中华美学精神的创作论和作家论，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就是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所谓“诗言志”“文如其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道德文章”“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对此，论述尤为充分的是叶燮和刘熙载。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他还以“千古诗人推杜甫”为例，强调“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刘熙载明确提出“诗品出于人品”，“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毫无疑问，古人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做人与做文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叶燮认为作家艺术家“有胸襟”“志高”“志大”“志远”是其作品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当代的文艺家难道不是很大的启发吗？当然，从来人品、文品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因而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有其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

“人品”可说是对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综合要求，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当然应该要求更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从文艺与生活、作家与群众、世界观与创作的高度彻底解决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习近平也同样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照当前创作实际，以上论述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很显然，只要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切实而不是表面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火热的生活中开阔胸襟、荡涤灵魂、汲取力量、志存高远，就一定能做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提供最可信赖的人格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