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机何以成了“印钞机”（2）

“巨贪打字员”再证简政放权之迫切

小小打字员，竟也能受贿数百万元。如此荒诞的桥段，不得不叫人拍案惊奇。现实再一次表明，封闭而繁杂的行政审批体系内，任何一点点权力，都可能衍生出一连串的设租、寻租事件。

任何形式的权力寻租，其大致逻辑都在于，“人为制造垄断，然后提供一种稀缺性资源。”以本案为例，房管部门指定了专门的“材料打印者”，但现有打字员明显人手不够用。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格局里，本应本着“先到先得”的自然排序原则分配资源，却因为有人暗地拿钱开路，使得整个过程异变成私相授受的“竞价游戏”……

如果说繁复的行政审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软的公职人员约束框架，无疑会放大这种“不合理”。诸如打字员一类的一线办事人员可谓数不胜数，若他们无法得到有力监督，则意味着一种集体性沉沦的风险。其后，在公共雇员职业道德不乐观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势必陡增。营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买路钱”来打通关节，而这部分“开支”将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终由终端消费者买单。

恰是有鉴于此，如今自上而下力推的简政放权，以及行政审批的取消、下放，自然而然获得了广泛支持。比照“小打字员受贿百万”的极端个例，这一类改革的意义似乎更加凸显。一方面，此类变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富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营商道德、公职道德的正本清源，以制度的删繁就简抵御人性之恶。

过往经验一再证明，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理应回溯到“非必要则不设”的最初标准；行政审批的运作环节，则应确保“服务的充分供应”以及“对执行者的充分管束”。毕竟，只有精简、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许可审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市场看守者与筛选者的功能。

打字员的“外围腐败”

一个小小的打字员，为何竟受贿多达400万，崔海容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她非官也非吏，审批签章都轮不到她，为何受贿这么多钱？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听完之后，@老杜微评感叹：“终于明白每年那么多人打破脑袋都要去考公务员了”，@梦想也快乐也是恍然大悟：“有一句古话：‘宰相家人七品官！’”

再往下一想，新华网评又有疑问：“连小小的打字员都能受贿这么多，其他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呢？这个部门的打字员受贿这么多，其他权势部门的打字员呢？”

不过，@王博士的精神家园倒觉得不奇怪，他以亲身经历为例作说明：“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办离婚的部门原来一天放20个号，弄得很多人离婚还得找关系。”

由此，时评作者魏英杰下了个定义，“类似打字员受贿这种腐败行为，则可称作‘外围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这篇《光明日报》之论举一反三，还列出常见的“外围腐败”现象：“例如，给车辆上牌，在一些城市的车管所附近，甚至在车管所内，就能看到专门给车辆安装号牌的维修店，而且收费不低。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店，生意却十分红火。说来无非是选好车牌后需当场上号牌，才能拍照、领取证件。又如，到出入境中心、市民中心等窗口办事，经常需要到指定机构拍照、复印、办卡，还美其名曰便民服务，即便有的服务不再具有强制性，与权力的关联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感叹“颠覆了民众对于贪腐的不少惯常理解”之余，《南方都市报》昨日以来论形式继续条分缕析，细数被颠覆的常识：“我们对于权力的理解还是过于肤浅狭隘，并非只有印把子才意味着权力……艳阳高照之下，该部门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赋予了或明或暗的权力温度。”

归根到底，其实还是“对于权力变现形式的想象过于单薄苍白”：“谁能想到权力部门的打字员，只需明白了对于房产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姿态，调整一下打印材料的顺序，便能将手中的这点权力‘卖出’400万元的天价。由此不难推测，那些更为关键的权力，那些十亿百亿的资金资产，在完成权钱交易的时候，更是会有多少充满创造力和欺骗性的花样与花招……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句总结：权钱之间一有机会一定会交易，没有机会也能创造机会交易。因此，也许我们对于治腐反贪的艰巨性也会认识不足。”

同理，也是在感叹“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力”之后，《中国青年报》从颠覆中获得新启发。

杨涛在文中所重申的常识，读来依旧感觉鞭辟入里，“前些年，各地房价一骑绝尘，民众无奈。房价高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腐败成本：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每个章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寻租空间。除了这近百个章外，居然还要给打字员加上一份腐败成本。这些腐败成本要开发商承担，最终他们是要转嫁到房价上的，可想而知，房价会有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