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4）

 责任认定

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肆意杀人强奸

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21世纪初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军事训练残暴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

责任认定

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1937年12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984年12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4000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8张) 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1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年——1945年）。他在杭州湾登 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1937年12月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1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 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真正元凶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好战的朝香宫从此失宠。

1937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中岛今朝吾所部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中国士兵14777名，全部被惨无人道地“处理”，这个数字是日本记者的统计，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57400余人，这个数字除了教导总队等战俘18000余人，还包括了从南京城里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万余人。随后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个师团也开始在各地屠杀。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区警备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杀。1946年2月，中国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为30万人，故此对直接当事人谷寿夫等四人判处死刑。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以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不少于20万，其中裁定：“日方占领南京市的两三天里，至少导致12000名中国非武装青少年死亡”、“在实施占领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遭到杀害的老百姓和俘虏总人数，据认为在20万人以上”。因而不仅判处松井死刑，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被认定承担责任而被判处死刑。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小野贤二等经过研究认定被屠杀人数为15万至20万，南京大屠杀在朝香宫的命令下，自1937年12月集体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的小股屠杀，时间长达三个月！据中国南京军事法庭调查表明：共有19万人死于日军28宗集体屠杀，15万人死于858小股和零星屠杀！这历史上最残忍的血腥屠杀，完全出于朝香宫的一道命令，他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元凶和首犯。

而且，后来的档案证实，朝香宫不仅下令屠杀战俘，“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中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右翼和一些官方人士掀起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和篡改日本侵华罪行的逆流。2007年1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文章居然胡说《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惨情一直不断补充证据，追查责任。但却往往忽略了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成员发动二战的罪责，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停止过史料的搜集，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007年12月又出版29至55卷近3千万字的史料。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为其开脱时所说的那样是“被动”，他是日本三军的最高统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出席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发布一系列命令，这已被无数铁一般的史料所证明。他于1937年8月15日，亲自在皇宫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进南京时，“裕仁在皇宫里建立了他的帝国最高指挥部来监视所有重要战场。这个指挥部，政治家们，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283页)为了更加紧控制军队的动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宫接替松井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裕仁对南京大屠杀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驻德国代表贺阳宫邦宪访问南京，归来向裕仁报告南京惨状，裕仁无动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自向他报告南京日军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干预和制止。

三笠宫崇仁亲王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他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曾痛心疾首，并向裕仁谈到南京的情况，还让他看了中国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电影片。1944年，三笠宫曾撰写谴责日军在华暴行的讲话稿，但日本军方禁止公布他的这一讲话稿，并将其没收销毁。1994年6月6日《读卖新闻》采访已成为历史学者的三笠宫，谈到上述情节，但可惜没有谈及当时裕仁的态度。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闻听朝香宫率军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是他叔父的闲院宫亲王谈到，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满意。闲院宫据此向朝香宫发出贺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此后，朝香宫与裕仁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会晤，也一同打高尔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的两个元凶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赠一对皇家菊花纹徽银瓶以示褒奖（其实，松井于1937年12月17日到19日只在南京住了三天，而大部分时间直接在南京指挥屠杀的则是朝香宫）。

朝香宫及裕仁等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庇护。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裕仁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以94岁高龄于1981年4月12日死去。

麦克阿瑟在刚刚占领日本之时，确实想履行他的诺言：“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死不瞑目！”以洗刷他在菲律宾被日本战败的耻辱。严惩日本的战争罪行，审判日本天皇，一度是驻日美军管制当局的首要任务。而且麦克阿瑟一度还想利用日本皇室之间的矛盾，换掉裕仁。

背后推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武藤章来说，如同服了兴奋剂，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