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互动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3）

郭建宁：当前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实践维度。面对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面对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价值判断、利益诉求，我们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二是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既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

紧扣“四个全面”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支撑

郭湛：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近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总目标，也是我们全部实际工作的具体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以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的、长远的战略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郭建宁：“四个全面”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第一，“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是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过程。第二，“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特征。“四个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人民情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全面深化改革”要让人民享有更多改革成果，“全面依法治国”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将进一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第三，“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要求。“四个全面”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必须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的整体性要求，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韩庆祥：要运用战略思维理解“四个全面”。从历史来看，“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事关中国的长远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抉择，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具有长远的“战略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姊妹篇”，任重而道远，要有长远的“战略追求”；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有“战略定力”。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来看，“四个全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略，事关中国的全局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面“三个全面”的“政治保证”。从现实地位和作用来看，“四个全面”是“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事关中国的根本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另外，还要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四个全面”。“四个全面”与“治国理政”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直接相关，但又不能取代“五位一体”，它是贯穿于“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四个全面”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于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集中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具有重要意义。“四个全面”各部分之间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不仅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且“四个全面”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