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清吏治一靠德治，二靠法治

为政当官须从正身律己做起，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清、浊之分，澄清吏治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伤脑筋也是着力最多的问题。治民先治吏，所谓澄清吏治，就是净化官场政治生态。墨子曰：“为政列德而尚贤。”人群既有君子小人之分，官场更有贤才与不屑之别，所以孔子特别讲究“官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强调为官必须正派，“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言即是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身正既可收“不令而行”之效，故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讲正气，讲原则，“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据此诸葛亮申论：“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官场生态关系国家的治乱兴亡，为政当官须从正身律己做起。

除强调道德自律外，中国古代也形成了一套旨在净化官场生态的制度规范，彰善瘅恶，黜置百司。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扬清激浊，荡去滓秽”（《尸子·君治》）的政策言说，并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汉武帝时，不仅在中央完善了御史监督，新设司隶校尉，而且向地方外派巡视组，以刺史巡察州郡，揪大老虎。汉武帝还制定了监察工作条例，即“六条诏书”，使反腐肃贪有法可依，取得了良好成效。

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好的做法、好的规则应及时加以总结，将其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反腐倡廉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官场常态。

扬清激浊绝非易事，还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

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并非手到擒来，还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两年强力推行“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官场肃然，但随即就有“官不聊生”的哀叹发出，消极怠工抵制监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说明净化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扬清激浊亦非易事，在历史上也时常遭到扭曲。如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把持政治，他们把清闲显要之官视作“清官”，由其垄断高官津要；实务繁杂的官位则被视为“浊官”， 士族们懒得干，由寒门领掌，以致“士庶天隔”，官场裙带关系盛行。“无妨自是莫相非，清浊高低各有归”。如此扬清激浊，是政治上的极不公平，非但不能澄清吏治，反而使政治生态污浊不堪。寒门虽受压制，却因其领实务而掌机要，也就弄权胡来，把官场闹得乌烟瘴气，政治昏天黑地，以致政变频仍，王朝短命。直到西魏北周苏绰改革，“选无清浊”，局面才有改观，“隋承周制，官无清浊”，门阀政治随着科举制的确立，才在唐宋之时退出历史舞台。

唐宋以后，官场上党争不断，士大夫分为清流和浊流，直到清末，仍争斗不已。陈寅恪先生追忆其先祖陈宝箴及先君陈三立，在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改革中属于清流党，谓：“自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浊流把持军机，经办洋务，肆行贪污。1907年，清流党策划让慈禧太后宠信的岑春煊赴京揭发，打“大老虎”，矛头直指铁帽子王奕劻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欣起万众瞩目的“丁未政潮”，惜功败垂成，而清朝也不旋踵而亡。康有为有诗叹曰：“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清末虽加大力度改革，宣布预备立宪，但官场政治生态始终污浊，清浊难澄，最终未能挽回其颓势。

政治生态的清浊直接关系到政权的成败。“秋水随形影，清浊混心迹。”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留神，就容易受到污染，政治生态污浊，致使正不压邪，玉石俱焚。所以，对操弄权柄的贪腐分子，必须坚决清除，除恶务尽，不留死角。若有盲区，给贪腐分子留有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受污染，对国家的危害实难言表。当前我国反腐正在进行时，习总书记关于政治生态的论说，就特别具有警示意义。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如果“有权就任性”，无视党纪国法，政治生态就难清正，贪腐风气就很容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