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大事是充实地方财力。从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对市、县(市、区)两级的财政分配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大部分县(市、区)财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省实施的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环境建设项目,一般都会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投入,造成地方财政风险偏大,社会资源利用不足。
第四件大事是支持改革试验。乡镇传统管理模式涉及行业较广、部门较多,与市场经济不匹配,很多制度性难题有待突破。正在摸索中的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减免,在目前还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很难适应改革所带来的资金来源变化,很难适应人、才、物管理模式的变化。
第五件大事是形成增长机制。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改制为民营企业,就地消化农业转移人口的传统模式发生了变化,通过乡镇政府办企业、以工哺农、以工兴镇的机制已经衰退,但新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同步形成,产业同构的问题比较普遍。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关联度高、影响面大,是一个大棋局。走对了,整个国家就可以走上由内需主导的新常态增长轨道,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突发性国际风险和国内挑战。我相信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30年甚至50年,这都是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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