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关乎兴衰

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人们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

古言道：“文以载道”，“文如其人”，“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言，心声也；书（即文字），心画也。”这些都表明，话语文章是作者思想、品格和作风的体现。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前人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无不强调说话、写文章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可见，文风事关重大。

“文变染乎世情”——文风国运两相连

文风是国运气象的写照。一方面，政风、世风造就文风，另一方面，文风也折射和影响政风、世风。一个时代，如果文风清新朴实，其社会往往政通人和，气正俗良，国家兴旺，否则就反之。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事兴。良好的文风，有利于促进社会形成求真务实、勤政敬业、积极进取的优良风尚，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西汉前期，无论是一般政论、奏疏、史传，还是皇帝诏书，大都洋溢着质朴畅达的文风，讲究深厚切实，经世致用，赢得了后世好评如潮。南朝刘勰评价贾谊、晁错的文章说：“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鲁迅也赞扬说：“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近人章太炎称赞赵充国的奏疏，如“探筹而数，辞无枝叶”。东汉班固评价司马迁的文章“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代诏书也被奉为楷模。宋人真德秀说：“两汉诏令，辞气蔼然，深厚尔雅。”近代林纾评点汉景帝诏书：“词既质朴，期望之意甚深……不多词费，而明简可味”。足见汉初文风的淳朴及其影响之深远。这种文风反映出那个时代开明务实的可贵精神和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相呼应。又如唐代，主要时期也是呈现出质朴务实的文风，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繁荣富强、威震四方的“大唐盛世”。可见，盛世显良风，良风助盛世。

风浊则气邪，气邪则事废。文风奢华空浮，社会往往华而不实、虚妄怠惰、尔虞我诈，甚至糜烂衰败，误国误民。《礼记》所谓“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南朝文风浮艳颓废，恰与一些统治者纸醉金迷、政治没落相契合。陈代后主陈叔宝就是浮艳文风的推手。他沉溺声色、痴迷艳词，日夜与大臣妃嫔宴饮赋诗，最终丢了江山，成了俘虏。由他的艳诗《玉树后庭花》所谱的曲子成了亡国之音。民间文风也绮靡虚浮，当时有谚语嘲讽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就是末世景象。又如明代中期以降，形式主义盛行。有的刻意模仿古文，晦涩矫情；有的专事雕琢辞藻，空洞繁缛，不切实际。万历年间有人呈送文章给首辅叶向高，叶看后说：“文甚佳，但难解耳。”而此人则回应说：“公误矣，可解则非文矣。”可见当时文风的虚妄。朝廷文牍也不例外。“题奏章疏，竞为缛艳”，虚言套语，动辄成千上万字，有的甚至冗长到“竞日不能周读一过”的程度。嘉靖皇帝更是助长其风，对善写工巧青词（道家做法事的祝文）的人宠爱有加，并委以重任。有史料显示，嘉靖17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得益于善写青词而加官，如权倾一世的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等，时人讥称他们是“青词宰相”。随之，虚妄文风愈刮愈烈，政坛乱象丛生，世风颓废日下。史实证明，这不仅是明朝末世的反映，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征兆。虽然不能说虚妄文风是明朝灭亡的主因，但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催化剂。诚如古人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