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3）

应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在“知”的层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个别”，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创造的具有中国内容和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两重含义中，前者是基础，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性质。这一性质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几代共产党人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具体环境，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农业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成果，这种文化与在中国农业社会中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这重含义常常被现在的人们所忽视。通常，人们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只强调它的个别性，强调它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点，而不讲这些中国内容和中国特点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看不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化。因为看不到这些，所以人们也只能停留在字面上对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不能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找寻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联系的历史基础，这就造成了人们讲不清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为中国传统文化取代社会主义文化打开了一个方法论的缺口。因此，要克服这一方法论的缺陷，讲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而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就必须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社会主义“一般”，考察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以“个别”否定“一般”，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点滑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泥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被先进的中国人遗弃过，而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被融入了中国的近现代哲学传统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两个向度上得到了更新：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产生出新儒学；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社会的平台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使其成为中国人的新精神。比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辩证思维形式；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就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这两个向度相比，后者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时代内容和现实意义，同时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同具有西方文明特征的文化相融合，具有开放性。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绝不在字面上，也不在书本里，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文化建设的活生生的实践中。既然如此，我们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时，就应该接着中国的近现代哲学传统讲，尤其是要接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变革的思想历程来讲，总之，要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讲。这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若偏离了这个原则，抛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抽象地比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词义上的相似相通，就会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这样讲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许有民族性，却丢失了时代性；而没有时代性的价值观，是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也是注定难以践行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去、现在的链条上创造出来的，并具有明显的未来指向，代表了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文化、新理念。我们只有立足于这一高度，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容，并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设文明的中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