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两大核心区​（2）

二、不是特区，而是创新区

两个核心区的设立，意味着“一带一路”有了开路先锋和建设试验田，两省区应抓住机遇，积极谋划，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不过，值得提醒两省区领导和人民的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在性质上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所设立的经济特区，不要追求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安排。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特区，是着眼于盘活国内经济一盘棋的，是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投石问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当下，“一带一路”涉及国内开放和国际发展两个大局，更多要求顶层设计，强调制度的透明化和政策的普遍性，而且还涉及到其他国家，要起到沟通国际国内桥梁和枢纽的作用，不能搞特殊化，更不允许搞不公平的差别待遇。因此，要想发挥好链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桥梁功能，就不允许存在一些仅适用于当地的特殊政策，而是强调和国际接轨，致力于建立为各方所共同接受和施行的制度和规范。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不是特区，而是试验区和创新区，它们要在遵守国内法律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和共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和治理创新，将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游戏规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架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包容提供一个示范样板，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的合作。

首先，推进规划创新，将核心区的国内规划转变为跨国规划。

在明确为核心区之前，新疆和福建的规划都是作为国内规划的一部分，尤其是2007年以来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两省区各自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基本上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国内规划，虽然也将一些国际因素考虑在内，但基本上还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在明确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后，两省区所承载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核心区，更应该是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核心区。在规划过程中，如何将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规划在核心区规划中结合起来，搭建不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互联互通的桥梁，提出一份能够体现不同国家发展规划共同要求和促进彼此之间深层对话的跨国规划，成为两个核心区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新疆和福建两省区在制定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仅仅要考虑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更要考虑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规划互联互通的要求，在难度上比其他省区市更大，任务更重。在推进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意见，不急于搞具体项目建设，而是要强调推出一份真正能令各方面都共同接受的跨国发展规划。

其次，推进治理创新，将核心区的地方治理转变为区域治理。

与发展规划的跨国规划创新类似，两大核心区在治理上也不再是仅仅考虑地方发展的地方治理，而是要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道推进区域治理。相比福建仅仅强调涉海事务的区域治理，新疆在区域治理上的任务更重。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现代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且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新疆境内有47个民族，很多属于跨境民族，南疆与北疆发展差异很大，不仅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在治理难度上要比很多国家治理都大得多。长期以来，治理新疆早已经不是地方治理的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随着核心区建设的启动，新疆的治理恐怕也要相应突破国家治理的藩篱，转变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区域治理问题，包括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治理水资源问题、合作治理族群矛盾等。如何在参与跨国区域治理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是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再次，推进制度创新，将核心区的国内制度转变为国际制度。

长期以来，无论是福建省，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差别，但都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国内制度，且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要想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区，那就意味着两省区不仅要永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不变色，而且还要努力构建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制度体系，这些新制度在具体实现形式上不能囿于传统国内制度的形态，要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比如在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制度环节上，两省区应努力探索为沿线国家所接受的体制机制，吸纳社会各界接受核心区的制度体系，让各方认可核心区制度是“一带一路”的国际制度而非中国的国内制度。同时，在提升核心区秩序普遍接受性的同时，还不能放松监管，不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

在核心区作为创新区的所有实验中，制度创新的实验是最难的，也是最有风险的创新，搞得不好，有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这犹如在政治上“走钢丝”，要在大胆往前走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持平衡，防止翻身落马，这是对两省区领导人政治驾驭能力的极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