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确立“新常态”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中国经济的旧常态，是指海量投资和高额出超推动下的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态势。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中国经济曾经维持过两个季度的10%以上GDP增长，然后就掉头向下。近几年，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2011年到2014年的4年，GDP增速分别是9.2％、7.8％、7.7％、7.4％。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到7.0％。这意味着靠海量投资和净出口驱动高增长的旧常态无法维持，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为什么旧常态难以维持？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分析方法。

第一种是用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的拉力不足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下行。“三驾马车”分析法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是由需求总量的状况决定的。在遇到需求不足、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的时候，就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不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凯恩斯并不避讳这一点，他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时说：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就是说，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平衡。但是，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在短期内造成的损失太大。这就好比洪水早晚是会退的，但是在短期内还是要采取抗险堵口等措施，否则等洪水退去时，人早已淹死了。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问题。“三驾马车”的拉力大小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中国俨然成为经济学定理。应对增长率下降的办法，就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货币超发，企业和政府都债台高筑，蕴含着所谓“国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系统性风险。在我看来，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也是对它的误用。

对于如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我和钱颖一、青木昌彦、余永定等学者的认识相同，不应当从需求方面的因素，而应当从供给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在罗伯特·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索洛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指出，根据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增长的来源剔除以后，还剩下一个余值（索洛余值A）。他把这个余值定义为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索洛的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由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TFP）提高这3个因素决定。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这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撑。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最终需求不足。为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日本在二战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低估本国货币汇率等办法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扩大净出口。中国也采用了这一办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进出口外贸盈余大量增加，支持了产能的迅速提高。但是，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使用也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到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已经成为一件事所必至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效率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是两个来源：一是结构改变，例如以前城乡是隔绝的，资源无法流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打通以后，过去低效使用的劳动力和土地流向城市，得到较高效率的利用。二是对外开放。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生产效率迅速提升。此外，人口红利也是增长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到2006年左右，以上这些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因素出现明显衰减。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其次，随着中国生产技术水平与外国差距的缩小，用购买外国设备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空间也大大收窄。此时，蔡昉教授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当时许多人不以为然。现在大家都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红利也已消失了。

这样，从21世纪初期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降低。要维持原来的经济增速，只能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这样，只得靠负债，包括发行钞票、寅吃卯粮的办法来筹集资金。到2010年左右，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最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自2009年以来急剧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得很快。过高的杠杆率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新常态有待确立

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词最早是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前CEO M.A. 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可能出现的长时期经济衰退。

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根据权威方面的说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概括起来说有两个基本的特征: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者的进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已是既成事实，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只是期望而非现实，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新常态还有待确立”的态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加快上述第二个“转向”的速度，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坦途。

由于过去很多社会矛盾是靠数量增长来“摆平”的，经济增速下降太快也有风险。如果不能用增长质量的提高去弥补增长数量上的损失，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甚至进一步激化。

面对增长率继续走低的形势，最近几个月来，“扩需求、保增长”，要求中央银行“放水”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铁、公、基”一类大规模投资也蓄势待发。不过我对这一类“老办法”是否有效，抱有很大的怀疑。

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吗？日本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对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指出，当出现由于杠杆率过高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不愿进行长期投资。如果手里有钱，人们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如果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现泡沫膨胀甚至在泡沫最终爆破时导致严重危机。当前我国新入股市的投资者年龄偏低、资产不多、风险意识不强的新开户股民大量融资炒股。一旦发生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穷人亏钱比富人亏钱更危险，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关于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应当作出恰当的估计。近几年的情况说明，经济学中“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借机乱上项目投入很多，效果不大，结果只会加杠杆，使风险进一步积累。

总之，正确的应对办法，只能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开放上，用改革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效率的提高。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1996-2000）的时候，就提出了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变为集约增长、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个根本转变”，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

“九五”恰逢贯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大潮，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就停顿了下来。

“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受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推动，表现良好：经济提速、贸易繁荣，国家实力增强；但这也降低了改革压力，改革出现停顿。例如，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要求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和实现公司化改制。最初几年首先在“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接着实现了二级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但是到21世纪初期改到集团公司层面，就停顿下来了。2006年国资委甚至发文，要求国有经济在七个行业里保持“绝对控制”，在九个行业里保持“较强控制”。这是跟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规定相背离的。在有些地方和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和“再国有化”的“开倒车”行为。

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另一个因素是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在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几十万亿元的资金资源，再加上用土地抵押贷款，大量投资，营造“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掀起所谓“重化工业化运动”和“造城运动”。结果，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更加粗放。

在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2006-2010）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大争论：一派意见认为中国靠强政府、大投资实现高速发展的模式非常成功，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另一派意见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应该回到“九五”的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参加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十一五规划”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的“主线”。但是，“十一五”较之“十五”的实际表现并没有太大不同。

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总结过，为什么“十五”期间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方面不进反退？当时普遍认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主导、而是由政府主导，各级政府投入了海量资源，用以实现提升政绩的目标。不过由于改革停滞，这一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十一五”规划很好但成效不多。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2010年，中央有点急了，专门组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省部级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十二五”（2010-2015）计划重申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十二五”的开头几年“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正在进行，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通过强政府、大投资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具有无比优势，薄熙来掌权的重庆，就是一个榜样，应当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改革和转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共十八大对这场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做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随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