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六条经济走廊（3）

二、经济走廊取决于互联互通

中国推动的六条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构想的物质载体。推动六条经济走廊建设，需要紧紧围绕以“五通”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集聚发展和创新发展，推动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建立起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以惠及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

一般来说，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和规模，专门化与综合发展结合的程度，并且是由低级向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条高效能的经济带是沿线地区横向协调、彼此互动和体制机制贯通的过程，包括产业、金融、物流、能源和创投等多个层面，以此推动实现沿线带内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区内区外实现联系畅通。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确如此，六条经济走廊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不离不开人脉网络的深度互动，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整合联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五通”规划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先导，是决定经济走廊建设前景的物质基础，对经济、贸易、金融和社会交流和合作具有偏好引导效应。没有便捷、高效、畅通、富有竞争力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经济走廊无从谈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上，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拉动效应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近代以来欧洲打破关卡林立的壁垒，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展开。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贯通，对美国西部经济的崛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更是与基础设施的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开发基础设施以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尽管基础设施建设看上去投资大、回收慢、风险高，但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本身，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在巴基斯坦投入460亿美元的巨资，甚至认为这是“烧钱”，此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仅仅盯着项目本身，没有看到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其他溢出收益，更没有看到这对于推动经济走廊建设所有具有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从近期来看，投资建设中老铁路、中巴铁路等重大项目是一种赔钱的买卖，但其所有具有的长远经济社会收益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对六条经济走廊的投资，也可以视作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只要实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振兴，中国也会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

当然，如何平衡投资风险和收益，需要多元化投资主体做出合理评估，也不可承担过多过高的风险，战略投资不等于蛮干，要广泛吸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虚心听取各种不同声音，积极稳妥地推进涵盖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信息高速公路网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其中，政府可以发挥示范、引导和服务作用，通过设立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和开展政策沟通，为塑造投资预期和稳定投资信心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是体制机制互联互通。

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互通，六条经济走廊建设也需要推动打破行政区划和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障碍，在权力结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方法上推动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以深层的体制机制改革来释放互联互通的红利。如果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经济走廊建设的物质载体和硬件的话，体制机制互联互通则是经济走廊建设的规则载体和软件，在推进六条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实现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没有配置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麻烦。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为例，以往受帕米尔高原的天然屏障阻挡，加之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各种境外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三股势力“也受制于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影响，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上也难有大的作为。一旦基础设施实现了互联互通，很有可能激活这些组织和势力，从而对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对油气管道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在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必须一并考虑加强社会治理和改革与经济走廊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提升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治理能力。

推动体制机制互联互通是一个涵盖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地方、国家和地区等层次同时展开，相互呼应，形成立体化的互动沟通格局，共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比如要深入探讨在港口、电力、通信、油气管道、铁路货运、物流园区、陆港和临港产业、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管理体制和机制深度互动，建立一个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管理系统；建立沿线大通关机制，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和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形成统一的运输规则；加快构建亚欧信息高速公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链接区域增长极，发展“互联网+”经济，打造“数字亚欧”；密切各利益攸关方合作，妥善解决可能涉及投资的相关问题，实施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相关立法，致力于构建综合高效、安全经济、环保且可持续的多式联运体系。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区域安全治理，捍卫基础设施安全，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安全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

三是人脉网络互联互通。

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最终都有赖于是否建立起互联互通的人脉网络，关键是要广泛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脉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它不仅可以创造出各种合作机会，也会在快速变动的经济资源和要素配置中起到稳定预期的效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脉网络上更多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展开，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中国地方的友好城市和友好省州等，都明显呈现出以发达国家重心，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人脉网络十分薄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人脉十分不熟悉，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

打通六条经济走廊的人脉网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核心是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角度来说，实现经济走廊人脉网络互联互通不能搞“拉郎配”，还是着眼于培植市场体系，活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视挖掘六条经济走廊的市场特色和卖点，以市场优势凝聚人气，塑造网络。中国在规划和推动经济走廊，首要的是搭建交流的平台，以结交朋友为目标，在增进互信和友谊中发现商业机会。同时，由于六条经济走廊都存在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受制于艰险的地缘环境、族群环境、宗教环境等因素影响，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大的平台由政府搭建，而各种经济合作项目更多要尊重市场规律，逐步积累人脉资源，沉淀社会资本，将经济走廊建设纳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