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

长期以来，以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为标志的“三高”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展示给世人的耀眼光环，它们也一直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努力追赶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经济停滞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发达经济体或将步入“高收入陷阱”。

“高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持续停滞，既无法在工资等方面与中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找到技术进步的新突破点，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步入“高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其一，经济增速在低位徘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行将失去“发达国家”身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其二，投资持续低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大量外流，国内投资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更是在低位徘徊，无力推动经济复苏。其三，失业率居高不下。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长期处在6%以上的高位，欧元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个别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0%以上。其四，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在过去20年间，西方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少数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精英积累的财富不断膨胀，而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两极分化日益加剧。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和因财政紧缩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民众的社会幸福感大大降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人均收入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

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呈常态化趋势

发达经济体陷入“高收入陷阱”与其经济停滞有直接关系。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普遍陷入严重的停滞状况，且呈现常态化趋势，表现如下。

其一，制造业严重萎缩，投资机会几近为零。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为了摆脱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率高企并存的“滞胀”困境，发达经济体纷纷借助投资、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加工制造业迅速萎缩，经济增长的国内投资动力和基础丧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贸赤字剧增。在制造业衰败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换代无从谈起，投资机会几近为零。

其二，经济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无力支撑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已经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已接近80%，但是服务型经济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非常有限。服务型经济以咨询、通信、金融、餐饮、旅游、家政、娱乐等服务活动为主，对投资的需求很小。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欧盟27国中，目前平均由4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支持1个退休人口。根据联合国及欧盟的预测，到2050年时，这个比例将降至2∶1。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大。人口老龄化带来严重后果：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使在岗劳动者的税负加重，引发社会矛盾；养老福利开支不断增大，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引发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消费能力大大减弱，难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人口老龄化导致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其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虽然实行了覆盖面很广的福利制度，但是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少数金融和技术精英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而政府的税收政策却很难将其转变成公共收入。结果是：一方面少数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人群数量不断减少，需要政府公共开支加以照顾的低收入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债务包袱越滚越大，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其五，政府债台高筑。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财政被选举政治所绑架，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竞相作出超出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承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规定的警戒界限，酿成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对经济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六，政府经济调控能力衰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和停滞。为了使经济摆脱衰退和停滞局面，发达经济体政府将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全部用上了，且达到了极致。主要措施有：救助大银行大企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禁止跨国公司逃税、吸引外国投资、实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贸易保护等。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且呈现持续停滞态势，随时可能陷入新一轮金融、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