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思想要走在战争前面（2）

2、是谁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战败后一蹶不振。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之后，光绪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说得头头是道，但通篇竟没有一字自我批评：是谁造成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曾一针见血指出：“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习”不改。

“资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样？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曾向皇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实，这哪是乏才的问题，根本就是官场死气沉沉、生气已无的气象。当过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军机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视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镛，教他的门生如何平步青云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晚清并非没有如克劳塞维茨一样见解深刻、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浅、愚蠢自大的统治者重视而已。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叫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开始、一切貌似欣欣向荣的1867年，就预言“本朝”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结果如赵烈文预言的一模一样。但高瞻远瞩的赵烈文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隐秘的预言家，根本无缘参赞国家军机。为怕直言惹来灭门之祸，他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深藏箱底。

同样是留学英国、胸怀大略，伊藤博文当了日本首相，而严复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旁议学者。此外，北洋水师还有个小官叫姚文栋，处处留心研究日本，并怀远征日本之志，但至死都处在体制的边缘。孙中山屡次给“李中堂”建言献策，但终无一用，被迫反清创立民国。

3、技术推动时代进步，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晚清中国GDP约占世界1/3，人口、兵员数量为世界之最，并一度购得大量先进武器且开始改革开放，但空有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最终只留下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大清国与同时代大国的差距看起来似乎是在技术形态上，但其本质却在战略思维层面。

号称“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同时代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已开始实施“太平洋商业帝国战略”，预见到绕着地球不同方向扩张的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在中国“相撞”。魏源看到的是眼前别国的坚船利炮，而西华德看到的则是世界大舞台上美国的百年未来。

晚清中国与初兴美国后来的发展曲线，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战略家的视线。晚清奕和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操盘手，念叨的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而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却看到“商业主义只是民族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靠物质繁荣而真正强大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内，中国被肢解成碎片，无数战争发生在本土；而美国独立之后本土只发生过两次内外战争，其余战争全部是在国外进行。中国千余年财富积累被掠夺一空，美国却积攒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财富基础。这是双方战略能力直接导致的结果。

没有正确战略思想的引领，国家建设就容易步入盲人摸象的状态。由于没有洞察到19世纪世界正处于军事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晚清中国因此没有及时吸纳世界核心技术和先进制度，以用于激活国力、焕发民志，进而争天下、开太平。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最后竟演变为官员贪污、全民腐败、“上下交征利”和外部大哄抢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