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加强党性修养 践行“三严三实” （3）

这些思潮反映出社会深刻转型时期，各个利益群体对于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思考，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途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有的是倒退的思路，比如有的要倒退再搞文革，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历史都已经证明了；有些很偏颇，比如民粹主义等，偏颇的思潮容易使我们脱离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有的脱离中国实际，如新“左”派等；有的简单照搬西方，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这都是走不通的。这都不能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要联系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这些思潮加以分析、形成科学的认识，才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都非常熟悉一首诗那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么，夏明翰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进行劝降，用妻子、孩子、票子、官位对他进行诱惑，让他进行三思。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们不用对我进行劝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已经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所以，为什么很多革命者的理想信念非常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呢？就是因为他们确立理想信念都是经过了博览群书，对各种主义都研究过、对比过，进行了实践的考察，最后是明辨笃行。所以，我觉得加强理论修养，才能够坚定理想信念。现在有些干部所谓说坚定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也没读过什么书，到底什么原理也不太清楚，人家一说不对了、过时了，他马上就动摇。所以，我觉得真正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清各种思潮，对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要搞清楚我们不能走什么道路。我觉得有几条路是绝对不能走。

第一，中国不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全盘私有化的道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到市场与其他资本开展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国外有些人说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我们搞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坚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配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推进国有经济实现战略性的调整，加快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它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它会压制市场的活力，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也坚决不搞全盘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中国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权贵资本主义也叫裙带资本主义。马克斯总统时代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都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最后，马克斯总统仓惶出逃、客死他乡；苏哈托黯然下台，他们的亲友都相继入狱，宣告了权贵资本主义末路。中国因为腐败比较严重，也深入到社会的肌理，一些权势家族或帮派团伙腐败现象严重，而且在有些地区或者部门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激起民愤的重要原因。所以，一些学者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我觉得也不是杞人忧天。

第三，中国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民粹主义是对横行无忌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惩罚。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甚至主张要进行革命。目前我们国家一些群众对差距过大、有权就任性、权力腐败、家族腐败产生严重不满，使得民粹主义也有一定的社会土壤。所以，对民粹主义也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四，中国不能走斯大林主义道路。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严重的变形和扭曲，苏联学者布坚科认为，“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他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抛弃斯大林主义。由于旧有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斯大林主义在中国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矛盾凸现的今天，仍然有一股想把中国托回到斯大林主义那种老路的力量，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警惕的。

第五，中国不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些国家面临全面危机的时候军国主义极端的一种表现。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维护自己的主权领土等，国际上有些人就说我们搞军国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浴血奋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绝不允许世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第六，不能走新自由主义道路。有些人主张经济上全盘私有化，政治上全盘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那么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我们要学习人类创造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当然这也包括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但各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具体制度、具体形式都是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国家实践证明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和本国的实际结合，往往都是不成功的，而且甚至是一场灾难。所以，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结合，不能去照抄照搬。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一个是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然后一个是理论体系，坚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全面进行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明确理想信念它不是空的，你必须在理论上搞清楚中国走什么路，哪些路不能走，对各种思潮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行。

（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持执政为民，严以用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高尚道德，包括以公仆道德为本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道德；以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在精神境界上强调奉献而不是索取为内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模范道德；为政做人底线的公民道德；培养个人品行修养的优良品德。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对于执政党党员来讲，坚持高尚道德又集中体现在严以用权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那么要做到这点，我觉得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坚持“以人民至上”“百姓为天”。

人心相背是政党的盛衰存亡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是政党政治的根本规律。任何政党只要丧失了民心，就一定会丧失执政地位，被人民抛弃，会彻底垮台，这是一条铁律，中外政党概莫能外。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跳不出历史兴亡周期律，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唯心史观，把人民群众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把权力看成统治者的私物，把打江山、坐江山，以权力谋取统治阶级及其个人家族利益看成是天经地义，那么在取得政权以后，就是当官做老爷，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腐化堕落，丧尽人心，所以最后被人民推翻，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有的统治者也强调爱民，但他们讲爱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就是像爱牛爱马一样，把牲口喂饱了、喂好了干嘛？让它为主人多干活、多出力，仍然是把人民群众当成供自己随意驱使的工具，把自己当成主人，这是唯心史观，所以他们跳不出周期律。

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就要严以用权，就要遵循政党政治的规律，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要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自觉地认定我们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党是人民的工具。那么就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第二，严以用权，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解决好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好权力主体的问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主体，是权力的委托者，党的干部是权力的受托者，所以权力它来自人民，只能够回归于人民。

其次要解决好权力目的问题。既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委托给我们的，我们只能用来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用来执政为民，对人民负责，要受人民的监督，当人民的公仆，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够以权谋私。

第三要解决权力价值问题。共产党人认为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当官就不能发财，而是意味着自觉的奉献。

第四要解决好对待权力的态度问题。要从党和人民的需要来决定个人对权力的取舍，要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在位是公仆，为人民服务；退休是公民，要履行公民的职责。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破除错误的权力观。

一是要破除权力私有观念。有的人认为权力是领导给的，或者是自己千辛万苦劳命伤财挣来的，包括认为自己千方百计拉关系、找靠山弄来的，有的认为甚至是我花钱买来的。所以，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这些人，掌权以后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认为是自己挣来的，往往疯狂地以权谋私，敛财捞更多的钱，然后拿这些钱再去买更大的官，等等。有些干部即使干点事，也认为那是对老百姓的恩赐，利用权力强拆强迁等，制造了很多群体性的事件。

二是要破除权力商品化的观念。让权力进入市场，搞权力经营、权力私售、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利用权力疯狂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三是要破除权力家族化观念和封建特权的思想。有的人把自己看作是封建家族的族长一样，把下级视为是仆人，是家丁，搞封建家长制破坏民主，反对监督，暗箱操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权任性，毫无党纪国法意识，满脑子的封建特权。有些地方单位的“一把手”就成为“一霸手”，决策一言堂，用人是一句话，权力是一把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自我膨胀，自我爆炸，最后锒铛入狱也是必然的。

四是破除官本位观念。因为在我们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度里边，官本位的思想影响还是很深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场面上大谈“为人民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私下里谈的都是怎么更快提拔、怎么做更大的官。一般的讲，领导干部都希望得到提拔，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你得到提拔，说明你工作能力强、政绩突出、群众拥护、领导信任，得到提拔以后可以有更大的平台来施展才华抱负，为人民做更多更大的好事。但是社会生活现实非常复杂，一个人的职位高低，除了受本人的能力业绩、素质等主观因素决定以外，还受到许多复杂的外部因素制约，比如机遇问题、单位的领导职数多少的问题、“庙”大“庙”小的问题、单位级别高低的问题，以及干部制度的科学合理与否、政治生态环境清明度如何，等等。所以，又不能简单地把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作为衡量人的贡献大小和才能高低的标准，党员干部要有上进心，但是也有要平常心。要把权力作为是施展为人民服务抱负的一个工具、一个平台，而不能把它当作人生追求目标的本身。

不要刻意追求个人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它也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要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周恩来同志是从革命事业出发决定自己对权力的取舍，可上可下。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提出了“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利”的人格设计。孙中山先生看到国民党奢侈腐败非常痛心，他对年轻人讲“要争做大事，不要争做大官”。共产党人我觉得更应该处理做官和做事的关系，要立志做事，立志为人民做大事、做好事。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最大的志向。如果把实现大志的平台，当成大志本身，一味追求升迁提拔，这就是一些官员搞形式主义，搞面子工程，搞虚假政绩，甚至于贪污受贿，用更多的钱来跑官买官，当了更大的官再捞取更多的钱，最后走上万丈深渊的深层次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有的人讲人生观价值观，好像说来说去很抽象，其实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抽象，而且也很具体。比如，我最近到新乡参加新乡先进群体研讨会，也到实地调研。新乡有一个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把群众共同富裕当做事业干的先进群体。比如像刘庄的史来贺，他在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半个世纪51年，多次谢绝了异地当官的选择，本来调他到县、到地区当副书记被他拒绝，后来组织上把他调到县里面当副书记，他仍然在村里办公。那么他的工资如果是县里比村里高的话，他就把高出的部分给村里面；村里发展很快，后来的工资超过他县里收入，那么他就拿他县里的工资，但是他一直带领着群众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的事业是什么？就是让全村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把它当成事业干，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刘庄从1964年开始每人每天都是领半斤牛奶喝，每五天要分一次肉，还分油、分菜，现在每户农民都住上了400多平米的别墅房，他是最后一个搬进去的，他去世前躺在病床上，还关心着共同富裕不能落下一个人，他询问一个身有残疾比较困难的家庭，听说他们住的房子很好了，而且还有几万元的存款，他才放下心来。所以，在共同富裕道上，不让一户掉队，这是他们的追求，他们干了一輩子。我觉得这就是把工作当做事业干。这个支部书记的位置也好，什么位置也好，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是一个平台。新乡有这么一个群体，把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当事业干，所以在这里才创出了很多的奇迹，如在太行山修挂壁公路，那是人间奇迹。

第三，要严以用权，要做到为民用权、依规用权、阳光用权。

为民用权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用权不能任性，公权绝不能私用。权力越大，越要自觉地接受监督，越要谨慎，越要严以律己，要慎独慎权。我看现在各个省委书记都在给干部讲“三严三实”，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对领导干部讲，“贪腐绝不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大贪是从小贪开始的。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千万不要拿小贪不当回事，小贪收不住，就会成大贪。腐败朋友是靠不住的。领导干部要亲商、爱商、敬商，对民营企业要支持，对老板反映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能勾肩搭背，搞权钱交易。”他说，“‘全家腐’必然是‘全家哭’。领导干部必须对家庭负责，负教育管理之责，负安全幸福之责，自己带头从严要求，真正做到自己清、家人清、亲属清、身边清，这是事业之幸，也是家庭之福。”“为官者不可能把权力带进坟墓，而权力却可以把为官者带进坟墓。”

要依规用权，就要遵守群力运行的规则要求，严格按照制度规章党纪国法来办事，不能够干违法乱纪的事情，要加强制度法规建设，编制好制度的笼子，真正地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面。

另外，要阳光用权，那就是要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各个方面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