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问题关注度极高。其中,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成为不可回避的最为敏感的热门话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成是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或者说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与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蒋介石是第一号的抗日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既是历史问题,又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以所谓超党派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站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大局的高度进行评价,才算客观公正。如果从表面现象看,其立意和角度似乎高人一筹,是无可非议的。究其原因,除了有的不完全系统深入了解掌握纷繁复杂的抗日战争史外,有的则采取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进而把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抽象化。如果将以上两者对立起来,有的甚至达到了颠倒黑白和混淆视听的程度,那就恰恰保持了与国民党利益的一致性和维护了旧中国的合法性,从而直接否认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新中国的合理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中华民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已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对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进步到今天,我们既不能强词夺理,也不能简单说教,或仅仅凭借几句口号和简单结论,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恪守正确的思维方法,坚决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维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理服人,依据事实说话,全面和历史地对具体情况进行阶段性地分析。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地位与作用,无论彼此,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我们不仅要为新中国、中华民族、人民和共产党负责,而且也是科学地对历史负责,这是责无旁贷的。
众所周知,在如何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战略地位与作用,即谁抗谁不抗战、谁抗战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之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答的,就是国土如何丢失的,日本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打到北平卢沟桥和上海虹桥机场的?换句话说,日本为什么在侵占东北后,进而侵入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除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则与国共两党两军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抗战14年,前6年即1931年至1937年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即1937年至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包括关东军1个师团和退伍军人、警察共2万人的日军,战胜了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的东北军;进而在短短的4个半多月中,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东北近3000万同胞陷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水深火热的生活。这难道都是张学良的责任吗?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和不抵抗的政策没有关系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制造了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尽管国民党军前线广大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进行了第一次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后,华北、华中部分权益继续丢失,致使广大前线爱国官兵的鲜血基本付之东流,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其中,《塘沽协定》规定长城以南冀东22县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省中国驻军,禁止中国的排日活动等。甚至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个月后即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没有放弃以“长城为疆界”即承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地区)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敌后战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200余名共产党、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打响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领导了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又一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创造了政治前提;其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3万余人,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主力军,迟滞了数十万关东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到来,并一直坚持抗战14年,直到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形成了极大反差和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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