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2）

全国抗战时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１９３７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显而易见，即使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仍存在与日和谈的幻想；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４４页。）直至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其抗战方针和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这一战略阶段，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以３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八路军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鏖战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捷报频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驰骋于大江南北、江淮河汉之间，连战皆捷。从而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１至３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同时，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均参与了战役指导的重大问题。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卢沟桥抗战时的第２９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党员，第１１０旅长何基沣随后参加共产党，台儿庄冲锋陷阵的第２集团军骑兵连长刘兰斋也是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长期战后，由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为主，逐渐移其主力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是日军的最大威胁和心腹之患，寻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摧毁抗日根据地日渐形成重中之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敌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日本陆军省决定在治安地区进行必要建设与施加军事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工作重点”；“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２卷第２分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２、第７０页。）。如其华北方面军决心“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关于作战问题，要利用增兵的机会，“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１０９、362、365页。）据此，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关内侵华日军集中58%至75%的日军和以国民党军正规投降部队为主体组成的90%至100%的伪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其残酷性、野蛮性和频繁性，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