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3）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于是，从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代号“桐工作”的诱降工作。期间，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蒋日妥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仅仅抗击了日军有限攻势，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的胜利，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多年的沉寂状态，基本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值得称道的是，其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支援英缅军作战，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会后，蒋介石秘密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在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等数不清的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与抗日志士，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令人遗憾和痛惜的一页。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惊呼对“对中共再认识”。华南抗日游击健儿活动在南粤五岭地区，时有斩获。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大显神威风，铁道游击队、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为此击节叹服，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国新闻处纽约电，1945年7月9日。) 仅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粉碎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扫荡”面对的日军兵力，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号称２０余次会战中的日军规模，更不用说在此后发起的攻势作战行动，我们只是没有称会战罢了。

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抢占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战役和第129师、冀鲁豫军区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战略反攻的局部反攻普遍展开后，敌后战场的春、夏、秋、冬季反攻势头强劲。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1945年8月9日至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为和平民主努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防止内战发生；另一方面继续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日伪军作战，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一次作战，少则俘虏日军100余人，多则上千人。如八路军１１月临城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新四军１２月高邮作战中俘虏日军８９０余人。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日军和伪军为什么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呢，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却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损失近 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抗战后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如此表现,蒋介石国民党与政府是难辞其咎的。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和政治腐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