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红利”的几点认识（2）

（二）

记者：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会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挑战？

蔡昉：首先就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竞争力。例如，2003-2014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此外，从行业平均工资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中雇用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平均提高速度都为两位数。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07-2012年期间为9.5%，2013年减速为7.3%，而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7%。这意味着工资上涨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这就必然削弱我国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根据我们对占我国出口产品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计算，2003-2013年的十年中，比较优势降低了22.7%。

其次，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平均要大大高于劳动力存量，因此，这个人群的减少使得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减慢。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将加速，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十分迫切和强烈。人力资本不能相应提高，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进程。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占比的提高，是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持续保持高位的重要保障条件。根据我们估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当这个条件变得不那么有利时，储蓄率降低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则意味着这个增长源泉被削弱，必然会显著地抑制经济增长的后劲。

最后，在劳动力丰富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就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管理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效率改善。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这种效率来源也就大大萎缩了。

记者：上述变化的结果，是不是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与这些变化的具体联系是怎样的？

蔡昉：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造就的，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前面列举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减速、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减速的原因进行探讨，也依据不同的方法预测未来的增长率，结论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林毅夫教授依据“趋同”假说，根据一些亚洲经济体的经验，认为我国今后仍然可以有8%的增长潜力。而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教授则依据“回归到均值”经验，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将降到5%甚至更低。但是，这些预测没有具体考虑和分析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如果从上述因素出发，借助“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有利于更客观地作出增长率预测，同时有助于我们找出应对策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

潜在增长率是在特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约束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所谓“正常”，是指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从上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变化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的现象，而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

我们具体测算结果是，正是由于上述增长源泉的减弱，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以前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应该说，迄今为止实际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与我们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变化基本吻合。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一些改革红利将显现出来，很有可能会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延缓增长速度下行的惯性。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是判断一国“人口红利”的依据。我国的“人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化指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才是“人口红利”的判断依据。有的研究者不赞成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论据是今后很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会保持足够庞大，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维持高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增长概念，虽然我们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基准，但仅仅从人口特征的角度进行静态的观察，是无法得出正确判断的。

你想一想，当我们讲经济增长时，其实谈的是一个增量，是存量不断扩大的一个速率，因此，要把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挂起钩来，也必须看人口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换句话说，不是看有多大规模和多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而是看这个人群是扩大还是缩小，占比是提高还是降低。当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发生了从扩大到减少，该人口占比从上升到降低的变化时，劳动力供给从扩大变成缩小，人力资本从迅速改善转变为缓慢改善，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从高位走向低位，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下降，以致显著地压低了潜在增长率，作出“人口红利”难以为继的判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自洽的，显然也是符合实际的。

应该说，有人坚持说“人口红利”尚未消失，受到一定的情绪因素影响，即不愿意得出我国经济从此告别高速增长时代的结论。其实这里面存在一点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对于处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常常会享受到人口年龄保持年轻、抚养比下降带来的有利于增长速度的“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却不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事实上，在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人口红利”终将丧失，经济增长动力仍然有所依托，而能否转向这个新的增长动力上来，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