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神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倾向。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尽管我们不能说传统文化就是无神论,但传统文化的确具有无神论的倾向,表现出一种不断向无神论发展与趋近的特征。正确认知和把握传统文化的这一特征,有助于推进我们当前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宣传与教育工作。
众所周知,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倾向之一就是重人远神,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早在春秋早期,重人远神的观念已得到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的认同,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夫民,神之主也”等观点。儒家思想自孔子始在神灵存在问题即持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教导学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他拒绝对神灵存在问题表态,而主张对待祭祀的对象采取“如在” 的态度。所谓“如在”,即要求祭祀者将祭祀对象——鬼神当作是存在的,至于事实上存在与否则不作回答。这种态度实际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中神灵存在与否并不重要,是一个完全没必要去刻意关注和探求的问题。他虽然没有对神灵存在问题做过细致的理论思辨和明确否定,但对神灵的回避和漠视则是一贯的。在某种程度上,孔子甚至认为注重鬼神会妨碍其儒学理想的实现,因而主张应有意地远离鬼神之事。这种自觉回避鬼神问题的明确姿态,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可知论,朝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又迈进了一步。
祭祀本来是一种向神灵祈福的仪式。儒家重祭祀,但儒家所强调祭祀与其说是祈福,不如说更是出于道德关怀。首先,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孝则是为仁之本,而祭祀则是孝的内在要求。孔子所理解的孝包括三方面:“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贯彻仁孝的原则,就必须注重祭祀。因此,孔子才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祭祀礼仪都以仁为精神实质,是仁的外在体现。其次,祭祀是道德教化的手段。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要通过注重祭祀,教化民众。“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祭祀所体现出的是浓厚的亲情,以此熏陶和影响民众的品德和行为,使之归于淳厚。另外,孔子明确反对向神灵祈福的行为。据载,子路在孔子患重病事曾主张向神灵祈祷,而孔子以“丘之祷久矣”而予以拒绝。在这里,他所谓的“祷”是指自己的道德实践。“丘之祷久矣”,言下之意,实际上是主张以道德实践取代祭祀祈福的行为。孔子赋予祭祀活动较为彻底的道德性理解,弱化消解了其原有的祈福意蕴,祭祀对象的存在意义在这里自然也就变得无关轻重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才得以严格强调祭祀的等级性。“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祀活动必须遵循道德原则,也仅仅因此而才具有意义。
可以说,儒学思想主张并不求助于神灵为其提供合法性,就此而言客观上已然具有了无神论的品格。从此之后,重人远神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即便是本来主张出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了入世性特色。
当然,传统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良莠混杂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也使其附着了不少迷信糟粕。占卜、算命、风水等神秘文化历来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也历来处于边缘地位。《周易》本是占卜之书,但孔子并不注重其占卜作用,而特别强调其中的义理。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是哲理之书,而不再是占卜之书。后世治《周易》者分化为义理与象数两派,后者逐渐从儒家中分离出来,成为术数之学。术数之学历来被儒家认为是“小道”,而不屑于谈论。从事星象占卜之类术数的人,也往往被认为不务正业。司马迁就曾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就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主流的人文主义精神,摒弃风水、算命、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因素。
参考书目:
1、 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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