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来源

树高千丈有其根，江流千里有其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各有其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行为理念和价值判断问题，中外新闻学、传播学等可借鉴的理论成果解决一般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建构。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下，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大厦。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是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创立者和奠基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性质、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方法，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对党报与党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列宁结合自己创办报刊为建党、夺权和建国而斗争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报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形成发展了以“政治家办报”为核心的新闻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适应，党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党的中心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从邓小平“思想中心论”“求是论”，到江泽民“福祸论”“四以论”，再到胡锦涛四句话总要求、“三贴近”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鲜明提出把“两个巩固”作为根本任务，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针对新闻传播提出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滋养。5000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其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教化经验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闻传播的意识理念、内容导向、手段方法。意识理念方面，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担当精神，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等，影响着新闻传播的价值观，反映在理念上更加重视大局和长远、在视角上更能看到事物光明和积极面，在方式上更加注重辨证施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内容导向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诚的哲学、言责观念以及义利观，给予新闻传播有益启示，要求中立不倚而不虚妄，客观公正而不人云亦云，以公益和社会责任为重而不见利忘义。尤其有关人性的论述和引导向善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现代新闻传播及其从业人员正确把握人性，在传播中摒弃泛性的倾向和片面追求刺激人的低级欲望等做法。手段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儒家的乐学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古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通。知今当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文化渊源和重要思想构成，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运用的价值纽带。

国内外可借鉴的理论成果是有益补充。国际上，20世纪以来，西方新闻学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闻观念，包括新新闻、公共新闻、调查新闻、精确新闻、发展新闻、多视角新闻等等。二战后，传播学者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传播现象与传播规律，取得了丰硕成果，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再到新媒体传播、健康传播、性别传播、视觉传播等等，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传播学成为当今一门显学。在国内，新闻学传入较早，新闻学研究从20世纪初就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学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进入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在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引入后，特别是1997年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后，传播学者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介传播以及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素养等问题研究上，形成了丰硕成果。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并探求在研究中体现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可以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