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

新闻传播理论，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系统性总结。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新闻传播既遵循一般规律，也具有特殊规律，从而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形成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不仅难以满足适应时代、指导实践的需要，而且也成为西方指责和攻击我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政策的口实。因此，迫切需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需要。新闻学研究起源于17世纪，1845年普尔兹出版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开始，1922年李普曼出版《舆论学》，标志着新闻学的形成。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产生，逐步发展形成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了传播学研究，二战后，取得较大发展。梳理近百年来新闻传播理论发展，虽然理论的具体划分和表述不尽相同，从四种理论模式到五种理论、改进的五种理论、“5+1”理论、七种理论，再到“三个乐章”交响乐理论、五种范式，总体上讲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展开的。主要问题是：对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比较充分，且出现“去西方化”新趋势，承认社会主义党报理论的学术地位，但以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歪曲和攻击，特别是现有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针对的社会主义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空前成功，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提出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填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最新理论的空白。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建设的贡献。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遵循一些人类社会共有的规律，也具有许多中国特有的规律。与之相适应，对新闻传播事业有许多独特的要求。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持党报理论不动摇、党性原则不放松。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定信念，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大国新闻是卖方市场，迅速崛起树大招风，需要深刻了解和掌控新闻事件背后的新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是深刻变革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做好求同存异文章，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凝聚力。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精神基因，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事业常青、实践常新。中国的国情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应对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革的需要。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推动媒体格局深刻调整和传播秩序全面重构。从媒体竞争看，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绝对权威”“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从传播变革看，传播主体正在由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人人参与的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打破了时空藩篱，消弭了距离概念。从舆论动向看，在国内，媒体出现逐利化倾向，炒热点、博眼球，个别从业人员甚至借舆论监督之名搞“有偿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国际上，网络阵地争夺激烈，西方国家利用其在互联网上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网络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渗透。可见，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新闻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