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2）

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军队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

半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十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郑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中国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国家战略，迅速赢得中共，以及云贵川等地方实力派支持，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据后来研究，蒋介石庐山谈话以强硬姿态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但这个谈话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准确解读，日本不仅没有和平解决卢沟桥危机的诚意，反而持续向平津增兵。26日，华北驻屯军向中国守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词拒绝，并向全国发出自卫通电。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调二十万军队至平津。28日，日军按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日本不仅没有力量迅速征服中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抵抗，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已被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弄得四分五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离主义运动依然没有停止，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说，“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政治名词“民族”，竟然一变而成为分裂主义的借口。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竭尽全力论证满洲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性超强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民族搭起来的积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倡言五族同源，以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分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言之，五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是民族危机空前时刻所寻找到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中国人方才有理由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历史依据的充实，是一个民族不会被轻易打败的根底。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引起进步知识界的积极回应，继傅斯年、顾颉刚之后，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他们的讨论是对近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拨，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复归，至抗战胜利，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抗战前、抗战中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结束，“中华民族”的概念至此终于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认同。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的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前危机带来空前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顾颉刚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识的那样，“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经此刺激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阅读延伸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宗明义地讲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文章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都发表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惟费孝通表示了不同意见，对于顾颉刚说的要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防止敌人的分化，费孝通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