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要有新思路

●新常态下的地方竞争应从竞争GDP转向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而将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

●把握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新常态的宏观调控应具有博弈思维，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思考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和他们的可能反应，尽量做到调控政策的“公允”与“有效”，防止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办事。宏观调控新常态就是要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

突出供给思维　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经济参考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也需要适应新发展新变化，丰富完善调控方式，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您认为，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张晓晶：经济新常态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调控最突出的任务也是稳增长，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的调控，更多是产出缺口管理，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距，经济过热时压缩需求，经济过冷时扩大需求；而新常态下所遇到的问题则是潜在产出本身下降，宏观调控重心就是如何稳定或防止潜在产出大幅下滑。正是这样一种变化，导致宏观调控思维的变化。管理产出缺口主要运用需求政策，而管理潜在产出本身就要更加突出供给思维，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长期减速问题，因此，供给管理思维更加重要。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方可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其次，经济运行中的很多问题，也需要供给思维才能根本解决。比如产能过剩与城镇化发展问题。产能过剩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情况下，期待总需求还能有两位数增长已不现实。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是总需求的增长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之间，这意味着，通过需求扩张来吸收消化产能过剩问题余地非常小，更重要的是从供给面来应对产能过剩问题了。再有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战略寄望于通过城镇化带动基础建设投资和城市消费等国内需求，以支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产业积聚、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则一直被轻视。事实上，只有从供给面认识城镇化，发挥城镇化在提高效率、扩大潜在产出方面的作用，才是应对增速下滑的良方。

第三，强调供给思维不是要抛弃需求管理，但扩大需求有时候也要依赖供给管理。尽管在经济低迷阶段，扩大需求很有必要，但扩大内需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是不够的。扩大内需一靠投资二靠消费。就投资需求看，主要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未来看，重要的投资方向应是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方面，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就消费需求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角度，扩大内需也不单纯是需求管理，还要依靠供给管理。

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　重视结构性调控

《经济参考报》：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异质性强以及增长的非均衡，这就使得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您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有哪些？

张晓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到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

不同的结构问题会形成不同的结构性调控思路。对于体制结构问题，鉴于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显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政策，均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问题会逐步减弱，但经济结构问题却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结构性调控仍然不可少。所以，坚持结构性调控将是宏观调控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确立调控新指挥棒　重启地方竞争

《经济参考报》：2015年初各地纷纷下调GDP目标。这表明“不以GDP论英雄”的宏观调控新指挥棒起了作用。不过，和下调GDP同时出现的还有其它一些现象，就是地方不作为。这也是当前许多稳增长项目无法落地的重要原因，您认为，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张晓晶：从一定意义上讲，下调GDP是一大进步。因为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才是关键，关注社会发展、环境生态才更显重要。

之所以会出现地方不作为，究其原因，一是取消“唯GDP”，往往被地方上作消极层面的理解，即不要增长了；二是处在当前中央反腐高压的形势下，地方上变得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观望或不作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常态”；三是改革的推进使得各种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而相关改革实施方案又不十分明晰，在此情况下，地方更多的是选择一种观望态度；四是中央、地方权责不清、激励不相容。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地方竞争的原有动力在逐步消失，地方的活力也因此而大大减弱。由此，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还不是要不要GDP的问题，关键在于，如果地方竞争不以GDP为指挥棒，还可以有什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有什么可以代替GDP的指挥棒作用？

张晓晶：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地方竞争应从竞争GDP转向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而将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

“不以GDP论英雄”的新指挥棒只是指明了竞争的方向，但还没有提供竞争的激励。因此，重启地方竞争，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做文章，关键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

地方上没有动力去做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与没有财力和缺乏自主权有关。这是由中央地方权责不清或者权责划分不合理造成的。为此，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扩大地方立法权，使之能够酌情处置地方事宜。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集中其财力的使用方向，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也相应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亦要集中其财力使用方向，从而事实上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开征部分地方性税种。四是推进消费税改革，在征收上从生产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并改由地方征收。这样，地方将有激励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消费。五是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目前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可否考虑调整为五五分成，从而扩大地方财权、激发地方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