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四大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简单细胞商品开始，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为标志，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非自由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共产主义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构想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期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深入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兼备了价值性与科学性。但从学术界当前的研究来看，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全方位解析相当不足，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来源的考察更是严重缺乏。研究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有必要按照历史脉络及逻辑演进、自上而下地梳理马克思曾受到过何种“已有思想材料”的启示。研究发现，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精神、空想社会主义的公共理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共性反思及自由主义的公共性理念。

一、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精神

公元前8-4世纪的古希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城邦林立的独特政治景观和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构成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些最基本要素都可以在城邦这个摇篮中觅得踪迹。正是在城邦背景下，希腊人赋予了“民主”最原始的涵义。在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中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个古希腊原型。学者斯拉文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历史雏形。”就公共性这一主题而言，古希腊文明对马克思思想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上。

古希腊的世界观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这种世界观尽管朴实，但却为人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必须的本体论支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古希腊的世界观概括为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一）真正的人是公共的人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与古希腊的认识有很强的相似性。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人是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存在。

1.从人进行公共活动的内在需求看，“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按其本性必须过城邦生活，因为城邦代表了“至善”，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善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这种抽象化诠释传递出的信息是，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完善自己的必要前提。但在自我实现之前，城邦时代的公共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安全性的需要。这是由城邦的特殊形成背景和存在形态造成的。城邦一词源于“卫城”（acropolis），意为“高的要塞”，与不设防卫的乡村相对应。迈锡尼王权覆灭后，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完全破碎。人口的增长和移民浪潮使氏族内部出现分化、混居；各部落之间冲突的加剧导致了联合的需要和内聚力的加强。移民城邦、种族征服和自然长成是城邦的三种主要类型。

小国寡民是城邦的显著特征。典型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重心，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落组成，与其他城邦之间往往有山河海洋为自然边界。还有如斯巴达那样不存在城市，只有村社联合的城邦。一般城邦的面积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总人口在数千人。城邦领土的狭小及公民集团的封闭性带来了城邦内部异常紧密的生活。公民把城邦视为整体，自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份子，公民的全部生活都属于城邦。公民与城邦是浑然一体的，“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于是，城邦由于有了公民而成为城邦；而公民则在城邦的庇护下生活。公民与城邦的联系非常真实，城邦繁盛，得益的首先是公民；城邦遭难，他们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城邦在，公民存；城邦灭，公民亡。因此，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与其说是一种自觉，还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为感受到了公民身份的可贵，因此格外地珍惜这份权利。

2.从公共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差别看，公共政治活动是“真正人的试金石”

“公共”是检验人是否真正具备人的属性的重要依据。古希腊城邦有非常严格且明显的等级之分：自由人和奴隶。自由人中包含本邦人和外邦人。只有本邦人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儿童和超过免役年龄的老人不是全权公民）。

自由是希腊人热爱的珍宝。而政治自由又是所有自由中最受推崇的。这点从各等级的权力范围就能看出。公民拥有政治上的统治权，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到城邦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中。官吏一般都是业余的，他们担任公职或属义务，或属自愿，这样便实现了公民与政府最大可能的一致。与自由人相对的奴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被视同牲畜一般，由主人随意处置。奴隶连自由的身份都没有，更别提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在古希腊人的认知中，劳动被认为只具有生物性的价值，只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只存在于私人领域而不能进入公共视野。从事劳动的人被强制隶属于“自然的物质代谢”，存活于不具备共同性质的组织之中，无法拥有城邦公民的资格。希腊民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民主不仅是制度，更是公民的生活方式，他们把和政治事务无关的人称为“无用”之人，是“根本没有事务”的人。希腊人认为，参与公共生活是人格充分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拥有人格的最重要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将公共领域称为“真正人的试金石。”

（二）积极参与政治，共同创建城邦

仅靠相互承认来构建社会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稳定地反映并满足彼此的需求。

1.政治思想产生的场域：“公众领域”

城邦小国寡民的规模无疑为实行直接民主、创造发达公共生活提供了极佳的条件。荷马时代原始的政治生活中就已经存在民众大会（agora）。会上一般只有贵族发言，听众用叫喊、跺脚等方式投票。虽然不具备实质性的权力，但可能制造一定的舆论和传递信息。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已经是城邦最为重要的权力机关。它不仅制定一般性政策，还经常就政府工作的具体细节做出决定。会场设在市内的露天广场，每个公民都可以提案、发言。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一般性的问题以举手方式表决，个别判决进行秘密投票。

2.政治思想产生的途径：“公民对话”

政治思想产生于公民大会和陪审庭的激辩，也产生于街头巷尾和自家客厅的演说。“公民对话”是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在城邦民主最发达时代产生了一大批“智者”，但他们并不是游说或献策于统治者，而是教公民如何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阐述政治观点以及进行政治辩论。他们并不强行灌输价值，而是把选择留与公民自身。“智者”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是从统治者出发，而是站在公民的立场。因此，在民主制鼎盛的时代，城邦的公共事务是普通公民经常谈论的话题。甚至于对待罪人和病人，也是采取对话的方式。

正如罗斯所言，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城邦无力与更强大的团体抗衡，它们没能保留下来，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是低级的。城邦在本质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由于有这样的政治制度，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公民的集体政治意识的结晶。但按现代眼光来看，古希腊的民主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把不具有公民资格的大多数居民都排斥于城邦之外，这部分人的公共性并未得到体现。他们虽然住在城邦里，但城邦并不属于他们。

古希腊的城邦精神给马克思的启迪主要有两点：一是共同体对人的生活具有“正当性”，二是人在共同体中进行自己与他人的互构。前一点说明了人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一点涉及到如何参与公共生活。这两点共同体现了公共性对人的价值。人的生活无法脱离公共性，而共同体是维护公共性的历史性存在。在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中，他从未放弃共同体对维护、实现和保障人的发展的观点，认为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所有类型的共同体对人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由于共同体中蕴含的公共性不总是包含最大多数人，导致共同体也并非总是个体发展的促进和保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共同体的演变和阶段性局限。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血缘共同体是一种建立在低水平生产力基础上的低级共同体，是一种自发但注定被取代的共同体形式。血缘共同体中蕴含的公共性虽然直接、真实，但并不丰富、深刻，建立在没有独立性的被动的公共集聚基础上。而看似理性联合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虚假共同体，因为其代表的公共性权益只属于资产阶级少数人，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关于个体如何参与公共生活，马克思没有进行正面的具体阐述，但是他认为这是内蕴在经济生产、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之中的。就经济生产而言，生产力的产生和生产关系的形成无疑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单个个体必须在与他人联合使用生产工具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更先进的生产力，而生产的产品也要通过中介物实现交换的目的。就政治活动而言，政治本身就是分配公共性资源的活动，需要公众的共同参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公共认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共服务。就社会管理而言，公共性是社会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深层本质。在社会领域内的公共性不同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带有更少的强制性，允许个体自由进入和退出。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马克思充满希冀地将其描绘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联合，所有个体共同创造、也共同享有最为全面的公共性价值。